在90年代关于知识分子角色认同的讨论中，值得注意的是两种截然对立的立场：圣人立场与贫民立场。  

       1、知识分子：道德圣人还是凡夫俗子？

       对于精神界"指路明灯"的渴望、对于世俗时代的"圣人"的热切呼唤，始终是90年代相当一部分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实际上，在"人文精神"的论争中已经蕴含着          "圣人伦理学"与"平民伦理学"的分歧。由于"人文精神"的倡导者相当普遍地把"人文精神"等同于"终极关怀"乃至"宗教精神"，因而未尝不可以归入"圣人"立场。相反，对于"人文精神"持质疑态度的人（姑且称为"世俗立场论者"）则反复指出：知识分子不要自视过高，不要有太强烈的精英意识。他们中的一些人，如李泽厚，质疑"人文精神"中的"文化主义"倾向，强调经济在社会变革中的决定性作用。李泽厚在谈到知识分子的"危机感"问题时指出："知识分子不要把自己看作是’救世主’，而要认识到，真正能够改变社会的还是经济力量。知识分子能够充分利用这种经济力量，并且引导这种力量在文化发展方面走向一个比较好的方向，那就不错了。……不要再以为自己能起决定作用，以为一本书、一篇演说就能怎么样，那才是可笑的。"中国知识分子"没有摆脱传统的影响，所以，它没法适应现代社会：老喊要’现代化’，现代化来了，却不适应了。还是’精英’意识与传统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观念在作祟，不想做社会中真正平等的一员。"（1）而他们中的另一些人如王蒙，在近年的文章中一再表示出对于"救世主"或"红太阳"的恐惧："我对背十字架并不怎么感兴趣，背十字架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救世主的意思。我不认为我能当救世主，这种使命感膨胀得有点太过分了，发展下去可能走向极端，又回到我们刚才说的用乌托邦来代替现实，用排他的文化专制来代替文化的民主那条路上去。"（2）相应地，在认识论方面，倡导世俗精神与贫民立场的李泽厚与王蒙等对于知识分子的理性能力、社会设计能力以及绝对真理的怀疑，并由此提倡知识分子应当有多元并包的宽容精神。如果说"人文精神"的倡导者更多地具有理想主义精神，那么世俗化的维护者更多地持有经验主义立场。李泽厚说："我只觉得，现在可以用某种比较深刻的理论来论证’摸着石头过河’这句话：很多人批评它忽视理论，其实它恰恰可以是一种经验理论，我们可以把它与哈耶克的有些东西联系起来。哈耶克就反对过分相信理性，反对社会工程设计。我这两年在这一点上比较明确，即’乌托邦’的社会整体工程设计一定会导致灾难。相反，根据经验出发来不断修该、不断探索的前景，反而比较好些。"这可以说是李泽厚的"告别革命"理论的概括与缩写。（3）
（1）、《关于文化现状道德重建的对话》（下），《东方》，1994年第6期。
（2）、、王蒙等《道德乌托邦与价值标准--精神家园何妨共建》，《读书》1995年第8期。
（3）、在这里还涉及到知识分子与革命的关系问题。详细请参见拙著《社会转型与当代知识分子》第二章。其实，王蒙的"告别革命"思想在近年的文章中也多有表达，特别参见王蒙《我的处世哲学》，《东方》1994年第6期。
       与此相关的是，持世俗立场的论者在质疑太强烈的精英意识的同时，还主张知识分子不应当通过与世俗社会、大众文化以及市场经济的对立来确立自己的立场与认同，他/她可以引导、批评它们，但是不应当全盘拒斥它们。王蒙虽然承认世俗社会与市场经济也会带来新的问题，但是坚持"中国的希望所在就是改革开放，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只能这么发展，只能走这条路，没有别的的选择而且事实越来越证明它的正确性。到现在我们还想不出一个更妙的办法，既能使社会经济发展，人民富裕，又不出任何问题……你总不能把社会的道德化与社会的不发达状态结合在一起。"（1）李泽厚则认为："大众文化不考虑文化批判，唱卡拉OK的人根本不去考虑要改变什么东西，但这种态度却反而能改变一些东西，这就是……对正统体制、对政教合一的中心体制的有效的侵蚀与解构"，（2）"当前知识分子要与大众文化相联系，因为大众文化具有雄厚的基础，从’策略’讲，也应该从这方面入手。而知识分子文化和大众文化之所以可能构成联盟，在于它们都是在新的经济基础之上提出的要求，只是层次不同而已。……大众文化一般是盲目的，自发的，跟随着大众消费趋势走。知识分子文化与之联系，将可以引导大众文化，也可以塑造大众文化。所以，它们的联盟有两个作用：一是消解正统意识形态，二是引导大众文化走向一个健康的方向。"（3）
       明显可以看出，与"人文精神"论者相比，李泽厚、王蒙这一代知识分子具有更强烈的务实精神、历史意识与策略考虑，他们更多地从可行性的角度并结合自己的历史经验考虑问题，两者在问题意识、知识结构、生活经历上都非常不同（这也是导致他们不能相互理解的原因之一）。尤其是涉及社会实践方面，持世俗精神立场的知识分子十分警惕高调的理想主义，因为这种理想主义总是勾起他们可怕的记忆。公平地说，"人文精神"论者中的主体部分是在文学艺术或审美领域（至多扩展到精神文化领域）提倡理想主义或乌托邦的意义，他们中至少大部分人并不曾想要用乌托邦的方式进行社会整体设计与改造（当然不乏个别的例外）。但是由于在具体的言说过程中常常滑到大的社会文化建构问题，所以给人要用乌托邦来建构社会的感觉，从引起经验主义者的警觉。反过来，王蒙等人对于世俗化的辩护也只限于社会实践层面，在艺术趣味或审美标准上，他们实际上是典型地"精英主义"的。比如王蒙在他60岁那年（1995）曾经列举了十几条他的"处世哲学"，其主旨是倡导一种经验主义、多元宽容与低调道德；但是他继而专门指出："上述种种大体不适用于我的文学审美观。我认为，文学艺术是人类实践活动与学术活动的补充与反拨，正是文艺活动，更需要奇想、狂想、非常态、神秘、潜意识、永无休止的探索与突破等等。"（4）可以想见，如果"人文精神"倡导者以及下面要谈到的道德理想主义者明确地把自己的乌托邦冲动与圣人伦理局限于文学艺术与审美的领域，那么，双方的误解本来可以会减少许多。
       与人文精神的讨论差不多同时出现的是90年代中期所谓"二王"（王蒙、王彬彬）现象与"二张"（张承志、张炜）现象。可以说，以王彬彬、张承志、张炜等人为代表的道德理想主义立场，代表了比"人文精神"更加典型的"圣人伦理学"立场。但是在此之前，不能不提到的是王力雄发表于1994年初的《渴望堕落--谈知识分子的痞子化倾向》。这篇文章认为：以王朔的小说与贾平凹的《废都》为代表的文学标志着中国知识分子（主要是人文知识分子）"与其传统观念，已经发生了许多背道而驰的变化，同时却和王朔笔下的痞子，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相似之处"，这就是对于"堕落"的渴望。什么是"堕落"或"痞子"呢？衡量一个人是否堕落的标志是什么？它是一个世俗性的法律概念还是一个宗教性的道德概念？如果是一个法律的概念，那么"堕落"基本上等于犯罪，其标准是很低的，
（1）、王蒙等《道德乌托邦与价值标准--精神家园何妨共建》，《读书》1995年第8期。
（2）、李泽厚等：《关于文化现状与道德重建的对话》上，《东方》，1994年第5期。
（3）、《关于文化现状道德重建的对话》（下），《东方》，1994年第6期。
（4）、王蒙：《我的处世哲学》，《东方》，1994年第6期。
       因为法律不要求一个人成为圣人，它必然是低调的；如果是宗教性的懂得概念，那么一个人只要道德境界不高（比如有私心、想发财、非常关心饮食男女、没有"终极关怀"等）就算堕落。对此，作者没有给我们一个理论界定，但是他所给出的关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