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堕落"的描述是："逃离神圣，摒弃价值，否定道德，集中体现在’我是俗人’的口号上，既是俗人，就不该坚守寂寞清贫，就该满足七情六欲，就有贪心，想挣钱，该下海，高消费，……""逐利投机，亵渎神圣，蔑视理想。"（1）此一描述虽然敏锐地感受到了90年代知识分子的变化，但它的标准显然是圣人伦理学的立场。只有从圣人伦理准则来看，"逃离神圣"、"关心饮食男女"等才算是"堕落"；而从常人伦理看，至多只能说道德境界不高（所谓"精神世界的痞"），是"俗人"。如果他/她不触犯法律，他/她的私欲不是通过侵犯别人的利益与自由来获取，那么他/她却依然是合格的公民。在公民道德的意义上，他/她并没有"堕落"。圣人伦理学是对于一个圣人的要求，对于圣人来说，没有终极关怀、没有神圣的宗教理想，就是堕落。王力雄先生显然是以一种宗教性的道德作为衡量知识分子的标志，所以才得出"知识分子的总体"正在"痞子化"的结论。
       针对王文的圣人伦理，文思先生在《道德堕落是问题所在吗？》中针锋相对地指出：  "王先生所举知识分子的罪名，多是从价值观或者道德方面来说的，我觉得多少带点宋明理学或者宗教的气味。"在文思先生看来，知识分子的衡量标准不在于他是否具备圣人伦理，因而知识分子对于物质的要求是正常、正当的："我觉得知识分子就该是喜欢弄点学问的人，为此不得不受点苦，而非特意的喜欢熬穷。假如安于清贫、安于住筒子楼安于营养不良是好品格，恐怕是有点变态。所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和自己过不去，就是和爹娘过不去。再说，咱还有妻子儿女。"显然，文思心目中的知识分子更像一个凡夫俗子，只是职业分工与工作性质优点特殊而已。这种低调的知识分子标准可以视作是90年代比较早的贫民立场论。（2）


    2、道德理想主义与圣人伦理学

       圣人伦理学的集中代表当属王彬彬在《文艺争鸣》1994年第6期发表的《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一文。不过早在1993年第4期《文学世界》上发表的《"请记住，世上还有我的文学"--有感于张承志、张炜的执着》一文中，他已经表露出对于当今平庸文坛的不满以及对于文化圣人的强烈渴念："在当今的文坛，堕落似乎已经成为时髦，文人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堕落并炫耀自己的堕落。"这不但是王力雄的《渴望堕落》的呼应，而且先于《抵抗投降》书系把张承志与张炜作为文化圣人正式推出："当所谓的文人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表示着对于文学艺术的轻蔑、唾弃、背叛和亵渎时，也终于有人起来奋而捍卫文学的尊严和神圣了，也终于有人起来表示对文学的忠诚和虔敬了，也终于有人起来对堕落者表示鄙视和厌恶了。"作者认为"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是"社会的良心"、"精神价值的创造者"、"当理想与心灵同物质相冲突时坚定地站在理想与心灵的一边"，"应该是神圣与世俗相冲突时坚定地站在神圣的立场上。"而合乎这个标准的知识分子就是张承志与张炜。
       到1995  年"抵抗投降书系"《张承志卷》、《张炜卷》的正式推出，以"二张"为代表的道德理想主义者终于把一个造"神"（文化圣人）运动推向高潮。这是一个在世俗化的时代呼唤"文化圣人"以抵制世俗的运动。张承志本人也以这样的文化圣人自居，请看他的自画像：
（1）、王力雄：《渴望堕落》，《东方》1994年第1期
（2）、《东方》1994年第3期。而且文思在文章中值得注意地提到了"高调道德"或"圣人伦理"的危险性："’重建精神结构’是好事，可别建出个大笼子来，把大家都关进去，再造出些大棍子，把大家揍一顿。"  

       逆着红尘滚滚，人欲横流的时潮，我的小船又顶着风起航了，没有什么复杂的原
       因，我命定如此，我命定要补充一种空白。
       当你们感到愤怒的时侯，当你们感到世风日下没有正义的时侯，当你们听不见回
       回找不到理解的时侯，当你们仍想活得干净而觉得艰难的时侯，--请记住，世上还
       有我的文学。
       多么悲壮而又多么自信！好象在黑暗的包围里，我张承志就是唯一的指路明灯，在茫茫欲海里，我张承志就是唯一的诺亚方舟。老实说，我对于这种以圣人与救世主自居的"傲慢与偏见"深不以为然（尤其是当它被自己加以推销的时候）。道德理想主义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把知识分子的道德要求提到圣人伦理的高度。如有一位论者写道："真正的作家，无私无畏，成败利害不萦系于心，得失存亡不牵挂于怀，功名利禄如过眼云烟，富贵荣华为路边粪土。"（韩春旭《论作家》）显然，这不是对于一个人的要求，而是对于一个神的要求，如果我们承认作家（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人文知识分子）可以努力作神，但也可以拒绝作神而仍然不失为作家，那么，这也不应当是对于作家的普遍要求，至少不应当是作家的标志（身份证？）。因而达不到这样的要求也依然是一个作家。古今中外的许多伟大的作家（如巴尔扎克）就没有达到这样的文化圣人的高度。但是我们能够否定他是真正的作家么？尤其不可取的是，文化圣人可以是一个人文知识分子的自勉与个人目标，但是不应当是苛责别人的借口或打人的棍子（考虑到中国知识分子身处的具体社会语境情形就尤其是如此）。遗憾的是，在一些持有强烈的圣人伦理的道德理想主义者那里，一个人文知识分子似乎只能成圣而不能做人，一旦做人（做人当然就会有人的种种弱点）就会被认为是自绝于作家与知识分子。这样，文化圣人就从一个自勉的目标越位成为裁决别人的剪刀与尺子。这一点最明显地体现在王彬彬的那篇引发所谓"二王之争"的重要文章《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中。文章的大意是说：中国的文学之所以不能取得大的成就，原因之一就是中国作家过去"聪明"了。而所谓"聪明"，是指"一种做人之道，一种生存策略，一种活命智慧，一种处世技术，……一种形而下的立身手段。"作者认为这种"活命哲学"正是"人文精神"的反面。什么是"人文精神"呢？答曰："苏格拉底刀架在脖子上也勇于说出真理，便是人文精神的表现；吕荧那种不识时务地说真话的行为，便是人文精神的表现。"（35）关于这篇文章的评论已经很多，我本人也曾经撰文加入讨论，（36）在这里不想再多说什么，只想补充一点，虽然王彬彬本人后来在《再谈过去聪明的中国作家及其他》一文中辩解说他的这篇文章只是"从创作心理学的角度来谈论问题的，其主旨并不是从伦理学的立场来评价作家，甚至也不是在谈论内文化人格问题。"（37）但是应当说这个辩解是十分无力的。准确的说法应该是：这篇文章是从圣人伦理学的角度谈论创作心理学的问题。因为作者所列举的中国作家的诸种"缺陷"都是道德人格方面的"缺陷"，而不是纯粹的心理学问题（当然在创作中是否存在纯粹的心理学问题本身就值得置疑）。更重要的是，文章中涉及许多具体的人（尤其是萧乾先生）在具体的历史时期的表现与言论，这就必须引入具体的社会历史分析方法与标准。这就难免萧乾先生反唇相讥："从作者不把箭头指向把吕荧投入监狱的人，却射向当时在场的并没有都上台为胡风鸣冤这一点看，他的脉管里六的恐怕还是孔子的多于苏格拉底的血。"（38）我们固然应当为吕荧那样的"不识时务"而感佩，但是却不能以吕荧为标准制作一把裁剪"知识分子"的剪刀。我们要问的是：是什么样的体制与社会环境导致了中国知识分子在那个时期的集体沉默（个别除外），而不是抽象的批评中国知识分子的骨头不硬。
（35）、此文载《文艺争鸣》1994年第6期。
（36）、参见陶东风：《从王蒙现象谈到文化价值的建构》，《文艺争鸣》1995年第3期。
（37）、《再论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文艺争鸣》1995年第2期。
（38）、《聪明人写的聪明文章》，《文艺争鸣》，1995年第1期。


   3、昆德拉与哈维尔

       "二王之争"与"二张之争"的硝烟过后不久，新锐批评家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