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的《昆德拉与哈维尔--我们选择什么，我们承担什么》（1）又一次挑起了知识分子的圣人伦理问题。此文比较了昆德拉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的主人公托马斯与捷克作家哈维尔，指出昆德拉与哈维尔代表了知识分子的两种类型：智者与圣人。智者的特点是"冷眼看世界"，与世界保持距离，因而充满了一种反讽的智慧，"一种很强烈的置身事外的’游戏’态度"；而圣人则致力于知行合一，一方面以行动对抗专制的现实环境，另一方面对于自己的灵魂进行深刻的自我反思。哈维尔式的知识分子认为"心灵比智慧更加重要，承担比回避更加重要，参与比置身事外更加重要。"显然，余杰此文的目的不在于对于昆德拉与哈维尔进行学理性的比较研究，而是借题发挥，批判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缺陷"。概括地说，他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大多属于昆德拉的"智者"模式，从诸葛亮到钱钟书、王小波，都是"智者"，"异乎寻常地关心智慧问题而又异乎寻常地忽略心灵问题"。文章中所说的"智慧"是有特殊的指义的，即一种明哲保身的生存策略，一种功利性的得失计算，因此称之为"智谋"似乎更加恰当一些；而文章中的所谓"心灵"也是特指的，它是与智慧截然相反的人格，一种超功利的承当或血性。用他自己的话说："心灵是非功利的而智慧则是功利的。智慧像一架天平一样，能够称出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我们所做的没一件事对我们有多大的好处和多大的坏处；在心灵则像一双翅膀，不计较做的每一件对我们本人有多大的好处和多大的坏处；……不计较能否达到目的地，飞翔的过程比要达到的地方更加重要。"作者认为正是这种智慧的高度发达与心灵的极端委琐造成中国知识分子在80年代以来一窝蜂地拥抱昆德拉而拒绝哈维尔。中国知识分子人格的最大症结就在这里。"灵魂比智慧要重要。从自己的内心里发生出来的信仰是坚不可摧的信仰，而中国知识分子缺乏的恰恰是这样的一种信仰。生存是他们的最高信仰，为了生存可以放弃所有的原则和所有的承担。"下这样的一种所谓的智慧实际上是一种活命的"智慧"、苟且偷生的"智慧"。余杰用"心灵"（圣人伦理）的尺度对中国历史上的"智者"一路横扫下来（从诸葛亮到王小波），而且更对当代知识分子普遍地反思文革惟独不反思自己提出了批评（2）。认为经历文革的知识分子不能用当时的环境来为自己开拓，也不能认为自己没有整人就是无罪的，因为"沉默也是一种犯罪"他引用哈维尔的话说："罪责是全民性的，我们应该全民共忏悔。"
       在这里我不想指出余杰文章知识与学理方面的问题或漏洞（3）。重要的是他又一次尖锐地提出知识分子的人格、立场与角色的问题，而且他的"打击面"似乎更大一些--他的言说方式与价值取向与人文精神与道德理想主义者极其相似，因而两者之间的话语继承关系是明显的（试比较他笔下的"智者"与王彬彬笔下的"聪明人"）。他认为90年代的中国知识界选择了昆德拉、钱钟书、王小波以及周作人等知识分子类型而遗忘哈维尔、鲁迅等，"正是这个时代的疾病的重要症候所在。"这表明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普遍地拒绝承担"社会良心"的角色。作者进一步把自己的批评范围扩大到一些倡导坚守学术岗位、严正学术规范学人，"90年代大部分的中国知识分子选择了’专家’这种职业化的身份，不再对社会发言，不再关注’沉默的大多数’的生存状态，并且把这种选择当作进步。是不是真的进步了呢？放弃了承担的中国知识分子，即使生产出’与国际接轨’的知识来，这样
的知识对于特定的时空内的’中国’来说，是不是一种有机的知识呢？"显然，如果说人
（1）、《文论报》1988年11月26日。
（2）参见目前炒得纷纷扬扬的"二余之争。顺便指出，这样的批评现在似乎越来越多），
（3）、这样的漏洞确实存在。比如他对于昆德拉的认识是有欠公允的，他把庄子归入"心灵"类的知识分子无疑误读了庄子，他把王小波放在"智者"的行列更加令人感到莫名其妙。
文精神与道德理想主义的批判矛头主要指向在商海与世俗中"翻滚"的文化人，那么，余杰似乎更不满于那些以纯学术相标榜的"专家"。
       余杰的文章遭致了崔卫平与陈坪的反批评。崔卫平的《批判，以什么名义》（1）与余杰的重要分歧主要在以下方面：首先，关于托马斯。崔文认为：托马斯拒绝签名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加以理解，即：它也是一种自由与权利："不管何人以何种名义，都不能强迫他（托马斯）’非如此不可’"，"在这里他只是在拿他的自由做实验，并无所谓’生存’的考虑。"这样一来，问题的性质就完全变了：托马斯的拒绝签字与生存"智慧"无涉，也不是因为惧怕，而是在反抗另一种专制--"如果你不要自由，我们就强迫你自由"。在作者看来，即使是争取自由的行为也不能强求一律，搞"一致赞成"、"一致通过"，否则与反对的东西（专制）实在没有本质区别。
       我以为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充分重视的观点，它从另一个角度切入了对于个人自由的思考。其所以重要是因为：20世纪的历史充分表明：1、一些专制主义的政体或阶层在其还没有登上统治宝座的时候，常常倾向于着意抹杀被压迫阶层的内部差异、以结成反专制的"统一战线"，而这样的政党或阶层在执政或掌权以后常常与它所推翻的政权在抹杀个性差异、剥夺个人自由方面没有本质差异；2、如文章所说的："就个人来说，如果他不能作为’自由之身’加入某个团体或某项集体的活动，……那么很难说他的行动和信仰是建立在自己身上，不去以任何一种方式寄生或依附于他人，因此也很难保证他作为个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其次，关于哈维尔。崔文认为"必须签名"不是也不可能是哈维尔的信念，因为作为一个重要的荒诞派作家，哈维尔总是"用怀疑的眼光打量着世界，同时还处于深深的自我怀疑中"，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从中"发展出了许多对抗和限制极权主义的宝贵经验。"哈维尔的自我怀疑虽然没有导致他放弃行动或"坚定的行为意志"，"但他知道恰当地估计自己行为的意义，免得将它弄成一种既压制别人也压制自己的事情。"他不认为自己代表"未来"或口袋里装着"未来"。这就是哈维尔自己说的"对自身人性的荒诞和虚无有一种健康的意识。"
       这里，崔文同样提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一般情况下，一个行动主义者常常是一个本质主义者，对于自己所持之信念与从事之行为的意义有绝对的自信，而一个沉溺在荒诞中的虚无主义者则常常是一个反本质主义者，把一切（包括自己的行为与信念）视作虚无，从而不能发展出一种积极的行动。但是一个过于自信的人常常易于以"绝对真理"的代言人自居，以服从绝对真理的名义强迫他人服从自己--这正是一些缺少自我怀疑精神的启蒙知识分子或代言式知识分子惯常的毛病；而把荒诞感和自我怀疑与积极的行动主义这两个悖论式的东西结合在一起（这或许就是"健康"的含义，亦即不被自己的怀疑与荒诞所击倒）的人是非常少的，哈维尔是一个，中国的鲁迅或许也是一个。也由于这种自我怀疑，所以哈维尔不是圣人（圣人是常常一个绝对主义与本质主义者，对于自己的信念与献身对象具有一种绝对的自信。在这个意义上，我以为鲁迅也不是圣人，虽然许多自己想当圣人的人一直在把鲁迅圣人化）。更加重要的是，哈维尔捍卫的只是其公民身份（而不是其知识分子身份），除此之外，他与其他签名者的身份差异甚巨。他不觉得自己有什么"殊荣"或"特殊使命"，"更不想要纵身跃到历史的背上。"作者由此发问："是不是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放下自己知识分子的使命，只是一个公民便够了。"这里提出了公民身份（或普通人身份）与知识分子身份的关系问题。这同样是一个非常紧要的问题。显然，知识分子的使命感与责任感与他们过高的自我期许与自我定位（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