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人口与人口流动。姜涛的《中国近代人口史》从人口数量、人口分布迁移、人口结构三方面入手勾勒了近代中国的人口状况。行龙分析了近代人口中儿童所占的比例，揭示了近代依然盛行的溺婴现象。王笛认为四川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出现于晚清。陈克对天津人口的分析大致与此相同。池子华的《近代中国流民》分析了流民问题的产生原因及其双重效应：抛弃土地无序流动的负面效应和推进城市化近代化的正面效应。李良玉提出了近代人口城市化的分析模式，即从流动性质上看有知识性流动、雇佣性流动和寄生性流动，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而从流动起因上看则有交际型流动、灾变型流动、非农型流动和出口型流动四种类型。

　　五、商人与商人社团。马敏的《官商之间：社会巨变中的近代绅商》、朱英的《辛亥革命时期新式商人社团研究》、唐力行《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等，是研究商人间题的代表作。它们已经涉及到这样两个问题，第一，近代商人及其社团与近代市民社会的关系问题，第二，原有中国宗族组织在近代商人促进商品流通、构建市场网络方面的作用问题。由这两点出发，中国市民社会问题和近代化形式问题将有可能出现极富特色的研究成果。

六、近代绅士和其他社会问题。王先明《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贺跃夫《晚清士绅与近代社会变迁：兼与日本士族比较》是研究绅士问题的专著。前者界定了这一社会集团，并描述了它的历史命运，后者把绅士阶层与日本士族进行比较，指出了绅士集团与中国社会近代化的互动关系及其再社会化的过程。蔡少卿等著《民国时期的土匪》与蒋跃明、朱庆葆的《中国禁毒历程》，则是近代匪患问题和毒品问题方面的著作。

（三）

　　随着社会史研究的兴起，人们对有关理论方法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形成了以下三个方面的成果。

　　第一、认为社会史研究历史上人们社会生活的运动体系，亦即以人们的群体生活与生活方式为研究对象，以社会组织、社会结构、人口社会、社会生活方式、物质与精神生活习俗为研究范畴，揭示其在历史上的发展变化及其在历史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第二，认为社会史应当是一种全面的历史。因为真正能够反映一个过去了的时代全部面貌的应该是通史，而通史总是社会史。史学研究应当注意人们在生产中形成的，与一定生产力发展程度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总和。因而，由此延伸出来的以经济活动为基础的种种人际关系都应成为社会史研究的对象。

　　第三，认为社会史的专门研究领域是社会，亦即不包含政治、经济、文化等在内的所有社会生活。此种观点认为，社会史的内容应当包括三个层次，即社会构成、社会生活、社会功能。近似的观点认为社会史的研究领域包括社会环境、社会构成、社会关系、社会意识、社会问题、社会变迁等方面。

　　第四，认为社会史应以社会为中心，从社会结构、社会功能的运行机制方面入手，广义的目标是再现人类社会过去的历史，狭义的目标是研究社会结构变迁时期普通人的经历，其中，必须对社会的日常生活给予较多的关注。

　　第五，认为社会史不是一个特定的史学领域，而是一种新的视角，新的路径，亦即一种“自下而上”地看历史的史学范式。

　　第六，认为社会史应当关注社会的宏观文化背景并对其作出价值取舍，以便真实地发掘、认识和再现历史上的人类社会生活。有人甚至提出，社会史研究应当以“人”为轴心，注意自觉地造就人，准确地把握人，真实地再现人，合理地批评人，强烈地感染人。还有人指出，社会史以“人”为核心，不是指某个具体的人，而是作为某个阶级、阶层或集团的整体意义的人。所谓注意人，就是注意不同历史背景下处于不同地位，从事不同职业，保持不同传统和风格，坚持不同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追求不同理想的人的日常行为、相互联系及其发展演变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