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无论是如何地惨烈，也无论江山是怎样地易主，由于那个捉襟见肘的“常数”的决定性作用，其最终结果，都是克服政治的过于腐败，抹平贫富的过分悬殊，回归等差的均平社会。然后，“而今迈步从头越”。换言之，无论立储袭位之争造成什么样的烂摊子，总会由百姓或蛮族的“大民主”来加以收拾。中华文明能够穷变通久，长盛不衰的奥秘，就在于此。更确切地说，就在于那个捉襟见肘的“常数”。
既然对于“常数”的争夺控制与管理使用，都是血缘拟血缘的群体行为，所争得、分得或挣得的那份“结余”自然必须按伦理的差序等级实行“诸子均分”。所谓“诸子均分”，不能顾名思义地理解为：只有“诸子”才能享有的继承权，而是意味着以诸子为主、所有共居的亲属按差序等级共同享有的继承权。例如，分家时，除了在世的父母必须享有一份养老产外，“在室之女（姑、姊妹）……所分家财，大抵以陪嫁资财形式分得，也占家产相当份额”或“预立遗嘱，分一部分钱财给女儿”[[iv]]（P101）宋《户令》还允许寡妇以夫家财产订立遗嘱，但限定只有：“诸财产无承分人，愿遗嘱与内外缌麻以上亲者，听自陈。” [[v]]（P141）《大清律例·户令》中规定：“户绝，财产果无同宗应继之人，所有亲女承受，无女者，听地方官详明上司，酌拨充公” [1]。此外，若儿子不孝，“遂致其父母老病无归”，只得“依栖女婿”，由女婿养老送终，官府亦判定“财产当归之婿”[5]（P126）。更何况，他们所分得的财产，也并非完全归他们所有，按伦理，还需与五服之内的亲属共享——凡遇节庆或亲戚家有婚丧嫁娶之事，必须按亲疏尊卑加以应酬。如“族人遇有丧葬、疾病无力治者，有余者无论族分远近，宜加周恤”（光绪《江阴六氏族谱》卷二）。至于承祧宗位的“长子”或“长房”，更是当仁不让肩负支撑家庭或家族生存与繁衍的重任，其狼狈与艰辛，只要看看巴金的《家》中长孙觉新的遭际，便会感同身受。
除非遇到需要特殊交待的身后事，中国的父家长通常不立遗嘱。如立遗嘱，也多属“家训”一类对子女品行的谆谆教诲及对其人生方向性的指导与规定，或“父祖有虑子孙争讼”而“预为遗嘱之文”（袁采：《袁氏世范》）。也有例外，如宋人赵鼎宣布：“三十六娘，吾所钟爱，他日吾百年之后，于绍兴府租课内拨米二百石充嫁资。仍经县投状，改立户名。”(赵鼎：《家训笔录》)这种遗嘱的自由度十分有限，至多只能凭借父家长之威或治家之功，在一定的限度内，满足他某些偏心，还得经由亲族或官方的见证与认同。而官府之所以容忍他的偏心，除了惑于他家的权势外，主要还是出于对其父家长权力(利)及其家产祖业的保护，使之更有利于亲子的均平继承，而不是承认他拥有独立自由地处置个体私有权。不仅如此，一些贤明官吏还会恪守伦理原则，酌情处理那些不合情理的遗嘱。如“有民家子与姊婿讼家财。婿言妻父临终，此子裁三岁，故见命掌赀产；且有遗书，令异日以十之三与子，余七与婿。咏览之，索酒酹地，曰‘汝妻父，智人也，以子幼故托汝。苟以七与子，则子死汝手矣。’亟命以七给其子，余三给婿，人皆服其明断”（《宋史·张咏传》）。
可见，中国财产传承制度的本质，不在于依照法律传统保障财产的传承与增值，而在于遵照伦理传统保障血缘的传承（“保根合族”）与繁衍（“群生共长”）。或者说，不在于图谋发展而在于保证生存。因此，分家析产既不是父家长个人私事，诸子所分财产也不是他们个人的私有财产，即使是独子继承全部家业，也不能说他拥有“单纯的个人所有权”[2]，只能说他作为唯一的子辈父家长单独承担起传宗接代、光宗耀祖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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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体说来，古代女子无“袭位”权，却有按伦理差序等级应分的家产继承权。当父家长缺位时，亦可代行父权并相应地支配家产。关于女性地位与财产关系，将另文别论。
[2] 如一些学者认为：“当某一共同团体中只剩下单独一个男性时，个人共有权事实上已转化为单纯的个人所有权。……如一父数子的家庭终止原共财关系而各人财产分立，父之财产便成为个人所有物。因为他与子已结束共有关系，妻又无权成为共有人；与其父财产分立的诸子，其中若有无男性后裔者，因暂无其他共有人，也获得了单纯的个人所有权”。参见魏道明.《中国古代遗嘱继承制度质疑》[J].历史研究，2000(6):P156-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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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汪兵.论血缘与拟血缘群体共有制[J].社会科学战线.2003(2)：264-266.
[[ii]]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学林出版社，1987.
[[iii]] 汪兵.所有权还是使用权[J].天津师大学报.2000(5).
[[iv]] 王玉波.中国古代的家[M].北京：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1995.
[[v]] 名公书判清明集.北京：中华书局，1987.
二、遗产继承制
遗产继承制是西方商品经济和个体私有制的产物。由于财产在西方不仅仅是生存（或奢侈）的保证、社会身份的象征和政治地位的资本，而且还是建立在不断扩张基础之上的西方文明的根基。所以，遗产继承制度就不仅仅是保障个人财产传承的制度，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关系到国家命运的国策。
败坏亲情的个体私有制与保障国力的遗产继承制
由于缺乏农业长足发展的条件，欧洲人别无选择地只能按照贸易、掠夺、殖民三位一体的文明生发模式与生存和发展。从克里特岛上的米诺斯文明到古希腊罗马的辉煌都建立在对外掠夺带来的财富与奴隶制基础上。正如恩格斯所总结的：
古代部落对部落的战争，已经开始蜕变为在陆上和海上为攫夺家畜、奴隶和财宝而不断进行的抢劫，变为一种正常的营生，一句话，财富被当做最高福利而受到赞美和崇敬”。……贵族们的主要居住地是雅典及其近郊，在那里，海上贸易以及附带的有时仍然进行的海上掠夺，使贵族们发财致富，并使货币财富集中在他们手中。由此而日益发达的货币经济，就象腐蚀性的酸类一样，渗入了农村公社的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的生活方式。氏族制度同货币经济绝对不能相容；阿提卡小农的破产是与保护他们的旧的氏族联系的松驰同时发生的。债务契约和土地抵押(雅典人已经发明了抵押办法)既不理会氏族，也理会胞族。……不仅如此，如果出卖土地所得的钱不够还债，或者债务没有抵押保证，那末债务人便不得不把自己的子女出卖到国外去做奴隶，以偿还债务。……要是吸血鬼还不满足，那末他可以把债务人本身卖为奴隶。雅典人的文明时代的欢乐的曙光，就是如此。……随着商品生产，出现了个人单独经营的土地耕作，以后不久又出现了个人的土地所有制。随后就出现了货币，即其余一切商品都可以和它交换的普遍商品”。[[i]]（P106-110）
贸易、掠夺、殖民三位一体的生存发展方式，不仅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导致的货币经济的繁荣，同时也推动了人口的迁徙与混合，造成血缘聚居与氏族共有制的败坏、小农经济的破产和体私有制的确立，从而使小国寡民式城邦的政权，逐渐从氏族贵族奴隶主的手中转到工商业奴隶主的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