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直接子嗣”范围非常宽泛：兄弟之间可相互收养；叔父可以收养侄子；外祖父可以收养外孙；丈夫可以收养前妻的兄弟……在古罗马，甚至可以收养自家养大的奴隶。也就是说，财产完全是遗嘱人个人所有，为了保证作为社会身份之象征与社会地位之资本的财产不被分割和顺利传承，他可以指定任何一个他所中意的本城邦出生的合法公民为其“直接子嗣”，而并不在乎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或是否具有血缘关系。

由此可见，尽管西方社会早期的遗产继承法还带有某些诸如“诸子平分”、“直接子嗣”一类的氏族共有制遗存，却已经充分显示他们出重财产而轻血缘，贵实利而贱亲情的文化特性。财产已然取代血缘辈分成为公民获得社会身份与政治地位的根本保障。其遗产继承制度便理所当然地以财产的传承为核心，而不是以血缘与名位的传承为核心。既然财产的主要来源已非“祖制、祖权和祖产”，而是通过贸易、掠夺、殖民三位一体的不断扩张，其遗产继承制度便不仅是为了保障财产的传承，更重要的是保证和加强公民参与扩张的积极性，从而又进一步奠定和完善了个体私有制度和相应的遗产继承制度。

]

打着“长子”旗号的单子继承制与鼓励向外开拓的余子补偿制

]（P32-33）

]。

人权至上的绝对遗嘱继承与兼顾伦常的相对遗嘱继承

（P32）即使是无遗嘱的法定继承，也只不过是在国家法律的保护下，将个体遗产按照一定的亲属顺序，分割为多个人的继承份额，同样没有背离个体遗产继承制原则。并且，随着近现代西方人权意识越来越强烈，自由观念越来越强化，法定继承也越来越成为欧美国家遗嘱继承的补充形式。

(P608)

综上所述，可以清楚地看出：西方遗产继承制是建立在不断扩张基础之上的商品经济和个体私有制的产物。其实质是依仗法律保障财产的传承与发展。法律因时代而有所变异，随时代而不断完善，但万变不离其宗——个体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i]]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ii]] 〔美〕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希腊的生活（上）[M].幼师文化公司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9.

[[iii]] 〔法〕安德列·比尔基埃等主编.家庭史[M].袁树仁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

[[iv]] 法学教材编辑部外国法制史编写组.外国法制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

[[v]] 谢邦宇主编.罗马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vi]] 佟柔主编.继承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1986.

[[vii]] 〔法〕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蒙塔尤[M].许明龙马胜利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viii]] 〔奥地利〕赖因哈德·西德尔.家庭的社会演变[M].王志乐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x]] 〔奥地利〕迈克尔·米特罗尔雷因哈德·西德尔.欧洲家庭史[M].赵世玲等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xi]] 中国大百科全书《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编辑部译编.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7卷)[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

[[xii]]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备注：本文发表于《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发表时略有删节。

三、余论

自给自足小农经济决定了血缘拟血缘共有制和诸子均分继承制；不断扩张的商品经济则决定了个体私有制度和遗嘱继承制。形象地说，前者大抵是一种共有的“常数”经济，所以，无论是家还是国，皆是有了权便有了一切；后者则是一种私有的“变数”经济，故而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都是有了财产就有了一切。由此便形成了重血缘而轻财产、贵亲情而贱实利与重财产而轻血缘，贵实利而贱亲情的不同文化传统。

血缘拟血缘共有制缺乏明确的财产边界，所以难以靠法律保障，只好主要靠伦理规范；个体私有制的产权则公私你我的界限分明，故而主要依仗法律保障，仅仅兼顾亲情和伦常。由此又形成了偏重德治和注重法制的不同文化传统。

概括地说，诸子均分与遗产继承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常数，共有与变数，私有。

归根结底，也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