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实际是一部走出中世纪，实现现代化的历史。中国现代化的主题是什么？一般的回答：民主与科学。实际上在挽救民族危亡的紧迫感下，还有一个更深刻的主题即“民族”── 民族文化的更新与建设。 因此，中国现代化有三大主题：科学、民主、民族。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现代思想史，实际又是一部中国文化建设史。西方学者往往用“激进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的三分法来划分现代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思想派别。就中国来说，所谓“激进主义”是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想派别的指称，代表人物是陈独秀、李大钊等。“自由主义”则是指胡适等为代表的西化派，他们被称作是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者。“保守主义”是指反对“全盘西化”，也抵制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派别，其主要特征就是维护传统。在“保守主义”中，他们又提出“文化保守主义”的概念，以区别于维护社会政治现状的“社会政治的保守主义”，在中国是以现代新儒家为主要代表。笔者以为不能简单机械地用文化激进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来划分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建设诸派别。从学理上说，文化保守主义是人类历史进入现代化阶段后的一种普遍现象。保守是相对于激进而言，因而，它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在一个文化系统中是保守的，在另一个文化系统中也许就是激进的；在西方是保守的，在东亚，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在中国也许就是激进的。因而，对激进与保守的界定，应该放在同一文化系统中,同时兼顾其世界性与历史性。在整个世界范围内，文化保守主义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发生在现代化因内部因素催生的国家，如英国、法国，这种保守主义是针对反传统的激进倾向而言。另一种是发生在因外部因素的刺激而走上现代化的国家，如德国、俄国、日本等国，这种保守主义不仅针对反传统的激进倾向，而且也针对外来文化。前者的矛盾是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后者不仅有传统与现代的问题，还纠集着本土与外来的矛盾，因而，它含有传统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双重因素。从现代化的起源看，中国显然属于后者。“五四”以来的中国，由于救亡图存，谋求民族解放是时代的第一主题，因而，建立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现实起点。民族国家包括三要素：民族经济、民族政治、民族文化。在民族经济、政治现代化的同时，如何把民族文化传统变成适应新时代需要的现代文化？围绕着这一问题，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建设诸派提出的方案纷纭繁杂。由于各自对传统的体认不同，对待传统的态度也就不一样。但不论哪一个派别，都很难找到彻底的反传统或彻底的反西化，这大概是因为在中国文化发展的过程中，由于有成功消化外来佛教的经验，中国文化没有形成一个排他性的文化系统。这就使得中国的知识分子，无论是对外来的事物，还是对自家的固常，都能持有弹性的态度。因此，对二十世纪，特别是“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化建设诸派，我们很难用激进与保守来划分。即使西方学者划分的中国文化保守主义，在这个民族主义高涨的时代，也是古今、中西时常纠合在一起，传统主义的意识常以民族主义的形式表现出来，这里的传统主义从起源上看是对现代性的反应，而民族主义可以产生在前现代的历史上，也可以产生在不同的现代化国家之间，显然，这里的民族主义属于后者，其设定的目标，是要建立现代化的民族国家。所以，笔者认为，中国所谓的文化保守主义，实是文化民族主义，其特点就是要用已更新的文化传统再造民族的精神主体，来克服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精神空白，这里笔者要说明的是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建设不仅有西学派这一主线，而且还有“文化民族主义”者。历史的发展自然是社会主义成为中国大陆的主流文化，在迈向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一个统一的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时，对文化民族主义的研究不可缺失。笔者是本着这样的思想方向来谈论文化民族主义的思想人物的。

    文化民族主义自“五四”前后登上中国思想舞台，除了本世纪初以章太炎、刘师培为代表的国粹派，20年代以吴宓、梅光迪为代表的学衡派，30年代的“中国本位文化”派之外，最有影响，传承时间最长，最有创造性与生命力的，要数现代新儒家学派，其最初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梁漱溟、张君劢、熊十力等。1949年后，社会主义学说成为中国大陆的主流文化，在港台思想界，以新亚学人的学说思想最具代表性，它代表了一部分现代知识分子对中国现代化问题的另一种思索。新亚书院自成立起（1949）至1963年与崇基，联合两所私立书院合并为香港中文大学到1975新亚研究所独立以来，曾聚集了钱穆、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一批知名学者。他们各有自己的思想和路数，从没有形成过一个严格意义的所谓学派，即有着一致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一个有组织的学术团体。然而，在共同的时代与文化背景以及共同的生活和工作条件下，在他们中间不可避免地产生某些共同之处和倾向，也就自然形成了一种共同的情趣和学术风貌，这种共同的情趣和学术风貌，可以大致归结为：他们都对中国传统文化抱着“温情与敬意”，都以会通中西，谋求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现实出路为己任。这一切，凝成为一个“新亚精神”，即“讲求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现代化”。笔者以为或许可以把具有这种共同倾向的学说思想称为“新亚学系”。这里笔者是从中国现代思想发展的横向纬度来界定新亚学人的学说思想。从这一角度，可以认为唐君毅、牟宗三是哲学家，他们有哲学创新，并自成体系；钱穆是史学家，徐复观是思想史家。而从中国现代思想派别互动发展的纵向背景看，笔者认同学术界把他们称作现代新儒家，特别是把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称为现代新儒家的第二代传人。

    关于对现代新儒学的研究与界定，在80年代中期的文化大讨论中，由于海外学人的推动，引起了大陆学界的重视，特别是由于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对现代新儒学的研究更是逐步升温，乃至成为大陆名燥一时的“显学”，随着亚洲金融风暴的起落，对现代新儒学的研究开始降温，并且在新亚学人及其第子之间，关于新儒家的界定本来就有较多分歧，然而，有两点是清楚的：一是现代新儒学可以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和有机组成部分。它与西学派一样，都抱着救忘图存的爱国主义激情，力求向西方寻求真理，又试图避免西方文明中已暴露出的弊端。他们之间的思想冲突共同构成了“五四”新文化启蒙运动的主要内容。因此，在研究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时，对于叫不叫“新儒家”都不能否定现代新儒学这一客观存在的事实。二是回顾中国现代思想史，其间曾发生过多次中西文化论战，论战主要是在马克思主义者、自由主义的西化派与现代新儒家之间展开。就他们之间的思想关系而言，马克思主义者与现代新儒家之间存在以下几方面的分歧：一是世界观上唯物与唯心的分歧，二是文化观上“综合创新”与“中体西用”的分歧，三是中国现代化道路选择问题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分歧。自由主义的西化派与现代新儒家之间似乎水火不相容，甚至到60年代的台湾，他们之间还发生过激烈的中西文化论战，但他们反对马列主义，却是共同的，只不过他们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发展模式选择不同而已，这与我们的意识形态是对立的。因此，在以往的研究中，多是把现代新儒学作为一种哲学和文化思潮来研究，很少言及甚至回避新儒家的政治思想问题，更是很少研究他们的史学思想。笔者以为这将不利于全面把握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的丰富内涵。翻开一部百年中国史，绝大多数人的思想探索，都是围绕着如何振兴民族这一时代主题进行的。由于民族历史的巨变，新旧文化的冲突，思想的多元化不可避免，不论他们对传统的态度如何，不论他们是否开出了济世良方，只要他们是站在民族的立场上，而不是站在某一利益集团的立场，为民族的利益着想，他们就值得尊敬和理解。正是从这一意义上，笔者认为应当肯定文化民族主义者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