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一个理想的发达国家，不仅要有稳定的高速的经济发展，还要有较为平均的收入分配。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通过改良而不是暴力剥夺私有产权的方式，能否实现社会相对均，富?这个问题至今仍聚讼纷纭，莫衷一是。中国大陆学术界虽然肯定了孙中山节富助贫的民生主义方案反映了被压迫阶级摆脱贫困状况的愿望，但几乎一致认为孙中山的方案具有空想性，根本不可能实现。在国际上，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也认为发展中国家在经济成长阶段不可能兼顾公平与效率。如197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捏茨认为，在经济发展初期，经济发展会带来收人分配的恶化，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的平均化是不能同时并举的，社会的均富只有当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才能实现。
本世纪40年代以后，在欧亚两大洲继苏联之后出现了一批社会主义国家。这些国家通过剥夺私有产权(土地和资本)的方式建立了公有制，实现了财富分配的平均化，但由此损害了效率，使社会成员出现“均贫”。从80年代起，这些国家通过引入市场机制，重构产权结构，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但同时也带来社会财富分配的严重两极分化。总之，迄今为止，社会主义的实践还没有找到一条公平与效率兼得的发展道路。
资本主义国家(或地区)是否存在公平与效率兼得的成功范例呢?以瑞典为代表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70年代后一度被誉为福利国家的典型。这些国家经济发展起动周期长，且人口稀少，资源丰富，经济增长的速度不快。进入80年代中期以来，经济效率不高的问题愈来愈严重。创造过经济增长奇迹的新加坡、韩国两国和中国的香港、台湾两个地区中，新加坡、韩国和香港，在经济持续高涨中，社会财富占有的两极分化相当严重。如新加坡，1990年人口中最富有的20％的家庭收人与最贫穷的20％的家庭收入之比为9.6:1；[11]有“东方明珠”之誉的香港贫富更加悬殊，据统计，1964年，香港最富有的20％的家庭收入与最贫穷的20％的家庭收入之比为12.6:1,1974年这个比例虽有下降，但仍高达11.5:1；[12]至于韩国， 1980年基尼系数达到0.39(同年台湾基尼系数为0.28)。[13]到目前为止，台湾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在经济成长阶段保持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和社会充分就业、财富占有相对均平的地区。据世界银行90年代初一项对32个国家和地区的公平与再分配的分析，台湾、香港和南朝鲜、新加坡的增长率列世界首茅，而台湾收人不平等却处最低之列，不仅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南朝鲜二新加坡、香港等新兴工业目(地区)，而且低于实行社会主义的中国大陆。[14]台湾人口中最富有的20％的收人与最贫困的20％的收入之比在70年代和80年代处于5: 1之下，[15]另一项统计表明，从60年代到80年代初，台湾的收入分配差距不断缩小，经济增长与收人差距的缩小同时并存。从1953年到1980年，台湾的墓尼系数不断下降：1953年为0.558，1961年为0.461，1972年为0.301，1980年为0.28， [16]台湾在推动经济发展时，不仅保持经济的快速发展，而且同时使收入差距迅速缩小，在国际上被誉为经济发展的奇迹。
台I曙在经济发展中之所以能兼顾公平与效率，与台湾当局的经济发展政策有关。台湾当局制定经济发展政策的指导思想源于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强调收入分配的平等，“均富”被写入在台湾执政的中国国民党党纲，台湾当局花了不少力气贯彻执行这一原则。
在土地改革方面，为实现孙中山提出的“耕者有其田”，台湾改革土地制度的政策是将土地从地主手中买出来，割成小片分给众多的农民，从而抑制了农村土地占有的集中，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而地主以出售士地所得换取公司的股票，进入工业领域，推动丁工业化的进程，保证了公平与效率的兼顾。台湾的土地改革被世界评价为发展中国家土地改革的样板。正如一位台湾学者所言：“(台湾)土地改革理所当然归功于孙中山先生这位民国创建之父”，“他的学说考虑到财产私有制，因为它提供和导致了极大部分的驱动力去积累财富。这个驱动力鼓励把人的精力用于有益的事情上，而不是用于有害的事情上”。[17]
在工业方面，台湾当局采取节制私人资本政策，促成小企业的发展。“这项原则倾向于利用资本主义的长处，即个人奖励和通过价格进行市插经济的分配；避免资本主义的短处，即财富和收入的不公平分配和过多的垄断性权力”。[18]节制私人垄断资本的政策使台湾形成了与日、韩不同的工业结构，产业的集中度很低。如韩目前十名最大的企业集团的产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75％。[19]而台湾1980年最大的八家企业集团的年销售额仅占当年台湾国民生产总值的15.3％。[20]分散的工业结构有利创造就业机会和收入平均化。
从历史发展的经验看，采取农民起义以暴力方式劫富济贫的办法，只能暂时填平贫富的鸿沟，不能消除贫富分化的深层根源。以暴力没收部分人的私产给另一部分人，后者可以无偿获得别人的私产，这种产权的非正常变更，不能激发社会成员创造财富、积累财富的积极性，影响效率，同时也不能消除社会周期动蔼。以暴力方式剥夺资本家的私有产权建立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同样避免不了社会的动蔼，也影响效率，目前虽有种种关于在社会主义体制内实现公平与效率兼顾的方案，但尚未有成功的实例。自由放任式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到19世纪下半叶已弊端百出，不能保证社会公平。这些国家从本世纪中期起纷纷借鉴社会主义的某些理论进行逐步改良，以缓和因贫富不均带来的社会危机。孙中山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西社会、经济发展的现状出发，高屋建瓴地提出了他融合中国古代大同思想、西方市插经济和马克思主义因素的节富助贫方案，这不仅在当时是“先知先觉”，独树一帜，即使在今天仍有现实借鉴意义。在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我们仍可从孙中山节富助贫思想中汲取丰富的养料。
注释：
[1]《复某友人函》，《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第228页。
[2]《在上海中国社会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09页。
[3]《孙文学说——行暑知难》，《孙中山全集》第六卷，第 227页。
[4][7][8][9]《三民主义•民生主义》，《孙中山全集》第九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84、379、390、383页。
[5]《三民主义》，《孙中山全集》第五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93页。
[6]《在桂林对滇粤军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六卷，第 28页。
[10]《在南京同盟会会员饯别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320页。
[11][15]易纲、许小年主编：《台湾经验与大陆经济改革》，中国经济出版社1994年版，第135页。
[12]周水新：《富裕城市中的贫穷》，(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82年版，第6页。
[13]基尼系数是判定收入分配平均程度的指标，在0—1之间，系数越高，表明收入越不平均，系数越低，则表明收人越接近于平均。参见《台湾经验与大陆经济改革》第44页。
[14]参见世界银行；《1991年世畀发晨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第137页。
[16]参见《现代经济常识百科全书》，长河出版社(台湾) 1980年版，第31页。
[17][18]李国晟著：《台湾经济发展背后的政策演变》，东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9、103页。
[19]《A Comparative study of economic Growth in South Korea and Taiwan》Edited by lawtence Lau，1988，第14页。
[20]周添城：《台湾产业组织论》，2l世纪基金会，台北，台湾1991年出版，第4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