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通过对中国黄河流域大部分属于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进行定量分析，发现这个区域古代居民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有多种类型，具体划分为“依赖型”、“初级开发型”和“开发型”这样三个类型。表一列举了用于获取肉食资源方式讨论的遗址及出土动物种类的数量和比例，图一则是各个遗址的分布图。

当定居生活最初形成的时候，人们的狩猎和捕捞活动往往就在居住地周围进行。这样，居住地周围有什么动物，当时的人就狩猎或捕捞什么动物。虽然其狩猎或捕捞的行为属于人的一种有意识的生存活动，但这种行为依赖于居住地周围存在的野生动物资源，因此我们把这种获取肉食资源方式称为“依赖型”，其定义是当时人们的肉食来源完全依赖于捕获居住地周围存在的野生动物。如表一在统计方法一栏里注上黑色三角形的河北省徐水县南庄头遗址就显示出“依赖型”的特征，其动物种类很多，但是没有任何家养动物的证据。

另一种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是把狩猎、捕捞野生动物和初步控制、开发特定家养动物相结合。对动物进行饲养意味着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左右特定动物的生长。我们把这种肉食资源的开发行为称之为初级开发，这种开发提高了人们在食物资源不稳定的情况下生存的能力。其定义是当时人们的肉食来源主要依赖于捕获居住地周围存在的野生动物，但是也包括饲养一定数量的家畜。表一有7个遗址属于初级开发型，我们给这些遗址标上黑色的圆圈。前面提到的磁山遗址应该属于“初级开发型”的典型。

最后，当家养动物占据多数，而狩猎、捕捞的重要性下降时，就表明当时人类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在这一阶段，主要通过饲养家畜来保证肉食资源的供应，但狩猎、捕捞活动也在发挥一定的作用。一般而言，饲养活动相对于狩猎、捕捞活动更多地体现出计划性、管理性，其在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中占据主要比重，表明人的生存活动能力有了稳定的提高，但另一方面，如果家养动物遭遇灾难，那么其对人类生存方式的影响要比野生动物遭遇灾难所带来的影响大的多。我们将这个阶段称之为“开发型”。定义是当时人们的肉食主要来自饲养的家畜，但在一定程度上还依赖于捕获居住地周围存在的野生动物。表一有12个遗址属于“开发型”，我们给这些遗址都标上黑色的方块。

    中国的考古材料显示出这样一个家畜驯养的发展模式，即在人完全掌握对动物的饲养之前，还存在一个强化人与动物相互作用的中间阶段。磁山的考古材料表明距今8000年左右中国地区的居民已经掌握了对猪的饲养，这是目前所知中国地区家畜饲养的最早证据。但是，并不是说中国北部地区古代各个遗址的居民饲养家畜的发展过程在时间上是同步的。比如陕西省临潼县姜寨遗址第五期的绝对年代不超过距今4000年，但是其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看起来仍处于“初级开发型”，而“开发型”的肉食资源获取方式早在距今6000年的河南省渑池县班村遗址第二期就已经出现。可见在中国北方的不同地区，家畜驯养的发展模式存在着数百年乃至数千年的差异。

 四、结语

家猪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最早出现的家畜之一，在整个东亚地区的农耕社会里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家养动物，这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显著特点。

我们认为中国最早的家猪出自距今8000年左右的磁山遗址，这个时间明显地晚于栽培作物开始出现的时间。对由于肉食资源缺乏而作出的被动反应和出现剩余的谷物可能是家猪出现的前提。新石器时代居民获取肉食资源的行为经过了“依赖型”、“初级开发型”和“开发型”这样的发展过程。通过对考古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进行定性定量分析，我们发现以家猪为代表的家养动物有一个逐渐增多的过程，而野生动物有一个不断减少的趋势。这说明中国新石器时代居民的生存活动是稳定发展的。这种发展趋势与世界上其它古代文化具有较大的同一性。

注释：

　　（1）严文明：《我国稻作起源研究的新进展》，《考古》1997年第9期71-76页。

（2）保定地区文物管理所等：《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92年第11期961-966页。

（3）a. 黄万波：《江西万年仙人洞全新世洞穴堆积》，《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第7卷第3期226-271页，1966年。

　　b.同注（1）。

　　c.袁靖：《河北省徐水县南庄头遗址出土动物骨骼研究报告》，待刊。

（4）Nelson, S. M. (ed.) 1998, Ancestors for the pigs in prehistory.Philadelphia（P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Museum of Archaeology and Anthropology， MASCA research papers in science and archaeology, Vol. 15.

（5）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桂林甑皮岩洞穴遗址》，《考古》1976年第3期175-179页。

（6）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4C实验室等:《石灰岩地区碳十四样品年代的可靠性与甑皮岩等遗址的年代问题》,《考古学报》1982年第2期243-250页。

（7）李有恒等：《广西桂林甑皮岩遗址动物群》，《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第16卷第4期244-254页，1978年。

（8）覃圣敏:《从桂林甑皮岩猪骨看家猪的起源》，《甑皮岩遗址研究》240-242页，漓江出版社，1990年。

（9）漆招进:《谈桂林甑皮岩洞穴遗址与华南早期新石器文化的各个问题》，封开县博物馆等编:《纪念黄岩洞遗址发掘30周年论文集》80-85页，广东旅游出版社，1991年。

（10）同注（7）。

（11）袁靖：《中国新石器时代家畜起源的问题》，《文物》2001年第5期51-58页。

（12）河北省文物管理处等：《河北武安磁山遗址》，《考古学报》1981年第3期303-338页。

（13）蔡莲珍等：《碳十三测定和古代食谱研究》，《考古》1984年第10期949-955页。

（14）袁靖：《论中国新石器时代居民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考古学报》1999年第1期1-22页。

（15）a. Clutton-Brock, J. 1989. The walking larder: Patterns of domestication, pastoralism, and predation.  London: Unwin Hyman.

            b. Crabtree, P. J. 1993. Early domestic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and Europe, in M. Schiffer (ed.), Archaeological Method and Theory, Vol. 5: 201-246. Tusc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c. Davis, S. 1987. The Archaeology of Animal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d. Ducos, P. 1978. ‘Domestication’ defined and methodological approaches to its recognition in faunal assemblages, in R. H. Meadow and M. A. Zeder (eds.), Approaches to faunal analysis in the Middle East: 53. Cambridge（MA）:Peabody Museum of Archaeology and Ethnology. Peabody Museum Bulletin 2.

e. Hecker, H. M. 1982. Domestication revisited: Its implications for faunal analysis, Journal of Field Archaeology 9: 218-236.

（16）Hongo, H. & R. H. Meadow. 1998. Pig exploitation at Neolithic Çayönü Tepesi (Southeastern Anatolia), in Nelson, S. M. (ed.): Ancestors for the pigs in prehistory.Philadelphia（P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Museum of Archaeology and Anthropology， MASCA research papers in science and archaeology, Vol. 15: 77-88.

（17）a.Zvelebil, M. 1986. Mesolithic prelude and Neolithic revolution, in M. Zvelebil (ed.), Hunters in transition:  Mesolithic societies of temperate Eurasia and their transition to farming, 5-1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Zvelebil, M. & P. Rowley-Conwey. 1984. Transition to farming in northern Europe: A hunter-gatherer perspective. Norwegian Archaeological Review 17: 104-128.

（18）同注（15）e。

（19）同注（14）。

（20）同注（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