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派与传统文化资本的初始陨落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11
——从洋务派的人才观及其取才实践探讨
[摘 要]： 法国社会学大师皮埃尔·布迪厄在其社会科学研究中运用的“文化资本”一词很有启发意义，此文即借用“文化资本”来分析中国的传统文化资本在近代的陨落，并认为洋务派的新型人才观及其取才实践对传统文化资本形成了第一次强烈冲击，为传统文化资本陨落的初始阶段。
[关键词]： 传统文化资本；中学；西学；科举
文化资本是法国社会学大师皮埃尔·布迪厄所谓“象征资本”概念中的一个重要组成要素，它与文化资源相区别。[1]具体地讲，文化资源具有开放性，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中任何一个人只要具备起码的空暇时间、经济支持等基本条件，就能够占有它，从而在社会生活中建立起一种优越性的地位；而文化资本则具有垄断性，为社会上少数人所占有。它具有资本的一般特征：交换价值。比如与经济资本、社会资本等的交换。文化资源可以向文化资本转化，这种转化，据皮埃尔·布迪厄看来，是在知识制度化的过程中实现的，可以这么说，在国家权威的介入、认定下，文化资源的一部分通过制度化实现向文化资本的转化。
观照有清一代，文化资源向文化资本转化的制度化保障是科举，士子在科试通过后，将被授予科名，只有在此时，儒学知识才转化为文化资本，因为获取科名意味着成为绅士，或者进一步拥有官职，即使只是成为下层乡村绅士，也会拥有以科名为倚恃获得的许多特权。换句话说，绅士可以把代表着其拥有儒学知识的科名作一种资本来实现与其他资本的交换。比如经济上的偷漏赋税、霸占田产等；政治上干预司法权力；同时乡村绅士在教化、伦理上拥有一种公认的社会威望。[2]
鸦片战争前，由科名承认的传统文化资本一直处于独尊地位。虽然历次科试内容都会有所不同，但其重点一直未离儒家经典。近代以后，传统资本开始受到愈来愈强劲的冲击，这主要表现为西学作为一种新文化资源与传统文化资源一起参与向文化资本的转化，而且其所占比例呈现着愈来愈大的趋势，从而使传统文化资本的交换价值受到公开的质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传统文化资本在近代开始走向陨落。由于传统文化资本的获得与科举有着紧密的联系，所以传统文化资本的陨落与废科的方向是一致的，但却因其有着比废科这种纯制度上的变更更广泛的思想文化价值认同上的内涵而具有滞后性，也因此，即使在1905年废科后，科名奖励制度却持续到1911年。人们对科名深深的眷恋，使传统文化资本的陨落过程非常漫长。而成规模的冲击是从洋务派的新式取才实践开始的。
一
洋务派的取才有了显然不同于以往的新标准。中体西用是洋务派的指导思想，而中学与西学的体用结合可以用来笼统概括洋务派的取才标准。其显著的特征是注重实用，这不仅表现在其对西学的选择利用上，也表现在对中学的规定上，并贯穿于其认为人才所应具备的整体知识结构中。
中学作为洋务派强调为体的素质，却并非简单地对儒学的概指。对“中学”的遣词，洋务派官僚论说不一，最为常见的是“道”、“伦常名教”等。如冯桂芬说：“诸国同时并域，独能自致富强，岂非相类而易行之尤大彰明较著者，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又善哉！”[3]薛福成的卫道论：“今诚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俾西人不敢蔑视中华。”[4]王韬则认为：“形而上者中国也，以道胜；形而下者西人也，以器胜”，“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自当躬。”[5]但从他们大量的奏议及其与顽固派论争中可以推论，洋务派所崇奉的中学与整体的儒学事实上并不相等，至少，在儒学各派别中，他们是有所倾向的。突出的表现是其对愈来愈狭隘的科试内容的不满。
科举系于皇朝利益，故此，科试内容完全随皇帝意旨不时调整。如“乾隆二十二年以前，除考四书文和经文外，兼考论、表、判等，其中论题均选自朝廷支持的宋朝程朱理学”，但乾隆二十二年后，“与实际的行政事务较有关系的表、判的考试题目停止了”，“乾隆五十八年以程朱理学为内容的论题也停止了”。再如“策问”一场：“康熙三十八年（1699）‘策问’还包括一些现实问题，如吏治和河工”，“但18世纪末以后，策问改为讨论哲学问题”。到19世纪下半叶，科试内容只剩下时文、诗赋、小楷这些与实际毫无关联的东西，且“考官一般只注重形式”。[6]
对这一项士子们一向不敢妄议的“成法”，洋务派表现出了非凡的勇气。同治十三年，李鸿章就明确指出：“……而小楷试帖，太蹈虚饰，甚非作养人才之道。”[7]后光绪五年，贵州候补道罗应旒在奏折中措辞更为激烈、直接：“然今日之时文、诗赋、小楷，人皆知其无用而不敢轻议”。[8]洋务派对“虚”文的大加鞭挞从反面表现出其所谓“体”的中学主要指经世之学。这从洋务派官员，尤其是几个洋务大员的学术倾向中上可以看出。如曾国藩论学主调和汉宋，且又是近代自强运动的首倡者；李鸿章功利心更重，其幕府“首重经纪庶务之才”；[9]左宗棠曾告诫其长子说：“尔今年小试，原可不必，只要读书明理，讲求做人及经世之学，便是好儿子，不在科举也。”[10]
当然，注重实用最多的还是表现在对西学的选取上。洋务运动三十多年，从学习语言文字到制船造炮之法到天文算学、声光化电等自然科学；从军工企业到民用企业到航运业、架电线、修铁路，无不是实用思想的推动。
这样，对人才的要求不再只是时文、诗赋、小楷，甚至不再只是儒学，而是经世之学与西学的体用结合。在总体的知识结构中，中学与西学都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固然，中学、西学一直为“本”、“末”所区分，但对中学“蹈虚”的认识，以及面对紧迫时局士大夫们的束手无策，都使西学在无形中不仅仅限于“末”的位置而被凸显出来。
二
洋务派的新式人才观是对传统文化资本的一种强烈冲击，必然会触及传统官绅的利益，因此在实践中遇到了重重困难与阻碍。洋务派每前进一步都不得不百倍谨慎、瞻前顾后，处境十分艰难。
首先是同文馆的设立。语言是涉办洋务的首要困难。咸丰十年恭亲王奕訢在奏折中认为，与外国交涉，“必先识其性情”，因此请“于八旗中挑选天资聪慧，年在十三四以下者各四、五人，俾资学习”，[11]得到皇帝谕准。同治元年（1861）京师同文馆成立。后上海广方言馆和广东同文馆也相继奏请设立。
但科举对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资本的垄断（也有“异途“出身的士子，然其社会地位较低，特权也小，因此很受歧视。[12]）使得士子把生命的绝大部分时间都压在了读书应试上。因此，为招揽学生，同文馆不得不联系科举，实行了科名奖励制度。这固然还不算先例，在乾隆二十二年俄罗斯馆就已实行，但后有改动，致使 “升途稍隘，而学习者渐不如前”，因此奕訢等请准仍“照旧例办理”。[13]
科名奖励制度还未触及到科举仕进本身，这使学习“夷语”虽然受到士大夫们的鄙弃，但终未受到大的阻碍。然而，自强运动的进一步开展，使洋务派的取才不可能仅仅停留在翻译人才的培养上，恰恰相反，这只能是第一步。在创办军工企业、仿造轮船的过程中，洋务派很快意识到“若不从根本上用着实工夫，即习学皮毛，仍无俾于实用”， 因此上奏请准添设一馆，专习天文、算学。且不止于此，还要延聘西人为师，又虑及学生“年幼学浅，于汉文文义尚难贯串……只以功力分用，速效难期，若再讲求天文、算学等事，转恐博而不专”，于是把眼光对准了已仕的士子，“招取满汉举人及恩、拔、岁、副、优贡，汉文业已通顺，年在二十以外者……并准令前项正途出身五品以下满汉京外各官”，[14]入馆学习。
科甲正
[摘 要]： 法国社会学大师皮埃尔·布迪厄在其社会科学研究中运用的“文化资本”一词很有启发意义，此文即借用“文化资本”来分析中国的传统文化资本在近代的陨落，并认为洋务派的新型人才观及其取才实践对传统文化资本形成了第一次强烈冲击，为传统文化资本陨落的初始阶段。
[关键词]： 传统文化资本；中学；西学；科举
文化资本是法国社会学大师皮埃尔·布迪厄所谓“象征资本”概念中的一个重要组成要素，它与文化资源相区别。[1]具体地讲，文化资源具有开放性，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中任何一个人只要具备起码的空暇时间、经济支持等基本条件，就能够占有它，从而在社会生活中建立起一种优越性的地位；而文化资本则具有垄断性，为社会上少数人所占有。它具有资本的一般特征：交换价值。比如与经济资本、社会资本等的交换。文化资源可以向文化资本转化，这种转化，据皮埃尔·布迪厄看来，是在知识制度化的过程中实现的，可以这么说，在国家权威的介入、认定下，文化资源的一部分通过制度化实现向文化资本的转化。
观照有清一代，文化资源向文化资本转化的制度化保障是科举，士子在科试通过后，将被授予科名，只有在此时，儒学知识才转化为文化资本，因为获取科名意味着成为绅士，或者进一步拥有官职，即使只是成为下层乡村绅士，也会拥有以科名为倚恃获得的许多特权。换句话说，绅士可以把代表着其拥有儒学知识的科名作一种资本来实现与其他资本的交换。比如经济上的偷漏赋税、霸占田产等；政治上干预司法权力；同时乡村绅士在教化、伦理上拥有一种公认的社会威望。[2]
鸦片战争前，由科名承认的传统文化资本一直处于独尊地位。虽然历次科试内容都会有所不同，但其重点一直未离儒家经典。近代以后，传统资本开始受到愈来愈强劲的冲击，这主要表现为西学作为一种新文化资源与传统文化资源一起参与向文化资本的转化，而且其所占比例呈现着愈来愈大的趋势，从而使传统文化资本的交换价值受到公开的质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传统文化资本在近代开始走向陨落。由于传统文化资本的获得与科举有着紧密的联系，所以传统文化资本的陨落与废科的方向是一致的，但却因其有着比废科这种纯制度上的变更更广泛的思想文化价值认同上的内涵而具有滞后性，也因此，即使在1905年废科后，科名奖励制度却持续到1911年。人们对科名深深的眷恋，使传统文化资本的陨落过程非常漫长。而成规模的冲击是从洋务派的新式取才实践开始的。
一
洋务派的取才有了显然不同于以往的新标准。中体西用是洋务派的指导思想，而中学与西学的体用结合可以用来笼统概括洋务派的取才标准。其显著的特征是注重实用，这不仅表现在其对西学的选择利用上，也表现在对中学的规定上，并贯穿于其认为人才所应具备的整体知识结构中。
中学作为洋务派强调为体的素质，却并非简单地对儒学的概指。对“中学”的遣词，洋务派官僚论说不一，最为常见的是“道”、“伦常名教”等。如冯桂芬说：“诸国同时并域，独能自致富强，岂非相类而易行之尤大彰明较著者，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又善哉！”[3]薛福成的卫道论：“今诚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俾西人不敢蔑视中华。”[4]王韬则认为：“形而上者中国也，以道胜；形而下者西人也，以器胜”，“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自当躬。”[5]但从他们大量的奏议及其与顽固派论争中可以推论，洋务派所崇奉的中学与整体的儒学事实上并不相等，至少，在儒学各派别中，他们是有所倾向的。突出的表现是其对愈来愈狭隘的科试内容的不满。
科举系于皇朝利益，故此，科试内容完全随皇帝意旨不时调整。如“乾隆二十二年以前，除考四书文和经文外，兼考论、表、判等，其中论题均选自朝廷支持的宋朝程朱理学”，但乾隆二十二年后，“与实际的行政事务较有关系的表、判的考试题目停止了”，“乾隆五十八年以程朱理学为内容的论题也停止了”。再如“策问”一场：“康熙三十八年（1699）‘策问’还包括一些现实问题，如吏治和河工”，“但18世纪末以后，策问改为讨论哲学问题”。到19世纪下半叶，科试内容只剩下时文、诗赋、小楷这些与实际毫无关联的东西，且“考官一般只注重形式”。[6]
对这一项士子们一向不敢妄议的“成法”，洋务派表现出了非凡的勇气。同治十三年，李鸿章就明确指出：“……而小楷试帖，太蹈虚饰，甚非作养人才之道。”[7]后光绪五年，贵州候补道罗应旒在奏折中措辞更为激烈、直接：“然今日之时文、诗赋、小楷，人皆知其无用而不敢轻议”。[8]洋务派对“虚”文的大加鞭挞从反面表现出其所谓“体”的中学主要指经世之学。这从洋务派官员，尤其是几个洋务大员的学术倾向中上可以看出。如曾国藩论学主调和汉宋，且又是近代自强运动的首倡者；李鸿章功利心更重，其幕府“首重经纪庶务之才”；[9]左宗棠曾告诫其长子说：“尔今年小试，原可不必，只要读书明理，讲求做人及经世之学，便是好儿子，不在科举也。”[10]
当然，注重实用最多的还是表现在对西学的选取上。洋务运动三十多年，从学习语言文字到制船造炮之法到天文算学、声光化电等自然科学；从军工企业到民用企业到航运业、架电线、修铁路，无不是实用思想的推动。
这样，对人才的要求不再只是时文、诗赋、小楷，甚至不再只是儒学，而是经世之学与西学的体用结合。在总体的知识结构中，中学与西学都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固然，中学、西学一直为“本”、“末”所区分，但对中学“蹈虚”的认识，以及面对紧迫时局士大夫们的束手无策，都使西学在无形中不仅仅限于“末”的位置而被凸显出来。
二
洋务派的新式人才观是对传统文化资本的一种强烈冲击，必然会触及传统官绅的利益，因此在实践中遇到了重重困难与阻碍。洋务派每前进一步都不得不百倍谨慎、瞻前顾后，处境十分艰难。
首先是同文馆的设立。语言是涉办洋务的首要困难。咸丰十年恭亲王奕訢在奏折中认为，与外国交涉，“必先识其性情”，因此请“于八旗中挑选天资聪慧，年在十三四以下者各四、五人，俾资学习”，[11]得到皇帝谕准。同治元年（1861）京师同文馆成立。后上海广方言馆和广东同文馆也相继奏请设立。
但科举对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资本的垄断（也有“异途“出身的士子，然其社会地位较低，特权也小，因此很受歧视。[12]）使得士子把生命的绝大部分时间都压在了读书应试上。因此，为招揽学生，同文馆不得不联系科举，实行了科名奖励制度。这固然还不算先例，在乾隆二十二年俄罗斯馆就已实行，但后有改动，致使 “升途稍隘，而学习者渐不如前”，因此奕訢等请准仍“照旧例办理”。[13]
科名奖励制度还未触及到科举仕进本身，这使学习“夷语”虽然受到士大夫们的鄙弃，但终未受到大的阻碍。然而，自强运动的进一步开展，使洋务派的取才不可能仅仅停留在翻译人才的培养上，恰恰相反，这只能是第一步。在创办军工企业、仿造轮船的过程中，洋务派很快意识到“若不从根本上用着实工夫，即习学皮毛，仍无俾于实用”， 因此上奏请准添设一馆，专习天文、算学。且不止于此，还要延聘西人为师，又虑及学生“年幼学浅，于汉文文义尚难贯串……只以功力分用，速效难期，若再讲求天文、算学等事，转恐博而不专”，于是把眼光对准了已仕的士子，“招取满汉举人及恩、拔、岁、副、优贡，汉文业已通顺，年在二十以外者……并准令前项正途出身五品以下满汉京外各官”，[14]入馆学习。
科甲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