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经历了五次社会大流动，形成了初具现代化雏形的社会阶层结构格局。那么，这样的格局是如何演化而来的呢？其演化的影响因素和机制是什么？如何解读这样的因素和机制？它们对今后的社会流动究竟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如何看待未来中国的社会流动趋势呢？这些问题不能不令我们关注和重视。

　　一、对当代中国社会流动趋势的总体判断

　　社会阶层结构的演变是在社会流动过程中得以实现的，而前者反过来又影响着后者。需要指出的是，在过去50多年时间里，中国社会流动表现出与发达国家不同的一些特殊性。发达国家的社会流动基本上是在社会阶层结构相对稳定的社会框架中进行的，而中国却经历了两次大的社会转型，这两次大转型不仅仅表现为社会发生大流动，而且表现为社会地位体系、社会阶层架构的大变迁，从而增大了社会流动的复杂性。虽然这两次转型很特殊，但是并没有脱离现代化发展进程，因此，这就决定了当代中国社会流动表现出两方面的趋势：既呈现出人类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一些共同趋势，也反映了社会转型的复杂性和特殊性。我们的研究表明，这样的趋势具体地反映在以下凡方面。

　　1、在短短的50多年历史中，我国社会流动模式先后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不像发达国家那样一直保持着相对稳定，不过，自改革开放后我国社会流动模式在趋于普遍化，其社会独特性在弱化。改革前与改革后，我国经历了两个社会流动模式：政治主宰型社会流动模式和经济诱致型模式。政治主宰型社会流动模式表现为：不论是在流动的具体表现形式还是在流动机制上，政治标准、政治价值、政治身份、政治手段、政治改造、政治运动等所有与政治有关的因素起决定性的影响。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反右"、人民公社化运动、四清运动直至"文化大革命"运动，都是国家采取的一系列政治改造运动，不但依据的是政治标准（如政治忠诚、出身的政治身份等），而且采取的也是政治手段。在这样的运动中，既有整个阶层因不符合政治要求而被取缔，出现整个阶层的全体成员成建制地改变社会经济地位，也有成千上万的人因所谓的政治立场问题而经历了在瞬息之间成为人民的敌对分子和异己分子，当然也有人因站对了政治立场而在一夜之间青云直上，实现了长距离的社会流动。

　　改革开放后，执政党放弃了政治改造运动，清理了过去的极"左"思想和做法，将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上去，采取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乃至到2O世纪90年代，明确提出了市场经济建设目标，从而使经济发展重新获得了对社会结构的自主性的重大影响，产业的快速壮大、产业结构的调整、产权制度的改革等等都为人们的社会流动提供了比以前多得多的机会，新的社会阶层由此而生，社会分化就由此而来，我国社会流动也就摆脱了政治主宰而更多地取决于经济发展和经济活动，所以这是一种经济诱致型社会流动。这一模式的特点是：职业地位取代了政治地位而成为一种最为重要的社会经济地位；能力主义在社会经济地位的获得上的作用越来越大；制度和政策对社会流动仍然具有相当大的作用，所以，迄今为止，我国社会流动还只是表现出经济诱致的特点。

　　2、正像所有经历过或正在经历过现代化的国家一样，当代中国的社会流动显示，中国越来越趋于开放。与改革前相比，改革后我国社会流动率有了显著的提高：从代际流动率看，改革后比改革前上升了近I3个百分点；而从代内流动率上看，向上流动率增长了8个百分点，而向下流动率增长了4个百分点；9OOI年与I98f年相比，代内向上流动率（从前职到现职）从18.7@2增加到30.5%.在走向市场化过程中，人们越来越重视能力主义，对个人能力的重视和相应的业绩回报，都有了明显的提高，教育作为量重要的社会流动机制，越来越显示其重要性，竞争选拔能人的做法得到普遍推广。而像单位制、阶级出身、城乡二元体制等社会区隔体制和政策在不断地被削弱，有的己经退出历史舞台。所有这些"有助于创建更富流动性和能人制的秩序".（吉登斯，《社会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携385页）

　　3、我国职业结构正在发生工业化国家普遍存在的高级化变迁趋势，带动了我国社会等级位序的整体提升，提供了更多的向上流动机会。职业高级化是所有搞工业化、现代化建设的国家必然会发生的一种普遍现象。利普塞特和本迪克斯分析了英国、法国、联邦德国、瑞士、意大利、瑞典、丹麦、日本和美国等9个国家的数据，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工业化国家在白领职业拓展方面的变革是一样的，在世界范围内都出现了"向上流动的潮流".其中英国，早在上世纪初，职业位置就开始越来越多地向服务业中的白领职位转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职业结构也正经历着符合工业化国家发展趋势的高级化过程，表现为高层次的职业位置数量大幅增加。职业构成比例增减的结果，便是底层的职业的从业人数（包括生产工人和农业劳动者）下降了8.1个百分点，而中上层的职业增加了7.2个百分点，整个社会职业的位序因此得以向上提升。其中商业人员和办事人员职业岗位数量增加最快，2000年分别是I982年的3.1倍和2倍，而农业劳动者和工人职业岗位数量增加速度却低于平均水平。职业趋向高级化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向上流动机会，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在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情况下仍然保持社会经济稳定、快速发展的现象，说明我国绝大多数人在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情况下还是受益于经济发展，只是受益多少和快慢不同而已。

　　4、当前中国社会流动仍然受制于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带有明显的转型特点，还没有形成一个合理、公平、开放的社会流动模式。发达国家在其发展历史过程中只经历着社会转型，而不存在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的问题，其社会流动也只体现了社会转型的特点和规律，如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乃至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这样的转型。但是，体制转轨是中国改革后发生并还在继续进行之中的一次重要转变，与社会转型一样，影响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研究表明，当代中国社会流动打上明显的体制转轨烙印：制度和政策安排对社会流动的作用相当显著，在有的阶段甚至左右着社会流动，到现在其作用还是相当大的；社会流动的常态性不时地受到体制和政策的干预而发生变化。一个政策的出台就有可能影响一个阶层的地位。对关键行业的计划垄断、城乡二元体制、体制内外分割等计划体制仍在影响着社会的合理、公正流动。

　　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仍然是采用新的政策、构建新的体制来促进体制转轨，因此，制定合理的、有效的社会政策，对于促进体制转轨时期社会流动的有序、合理进行，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5、与两大转变密切相关的是，中国社会流动机制不论在内涵上还是作用方式上远比发达国家复杂和多样，表现为制度一政策和结构等宏观因素与先赋一后致性因素交织地影响着中国社会流动。在过去的50多年中，与发达国家一样，先赋性机制和后致性机制是中国社会流动的两大重要机制，但是，它们的内涵和表现方式却与发达国家有很大的不同。从先赋性机制上看，除了家庭背景外，制度和政策安排成了影响中国社会流动的一个很重要的先赋性机制，这是发达国家所未曾遇到的。通过对制度和政策安排的深入分析和研究，我们发现这一机制不仅独立地影响到我国社会流动，而且渗透到家庭背景，表现出很强的传递性和继承性。从后致性机制上看，除了教育、工作业绩之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政治忠诚成了一个很重要的后致性机制，甚至在一定程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