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宋代两浙地区，随着商品流通的空前活跃和草市、镇的大量兴起，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在两浙路（其范围约当今浙江省、上海市及江苏南部），各种市镇的大量涌现和快速发展，有力地推动了农村市场的发育和成长，引发了农村社会的一系列变革，导致了局部地区乡村都市化现象的出现。下面，本文从市镇的角度出发，试就宋代两浙路农村市场的发展形态及其局限作一探讨。

一、草市的广泛兴起和农村初级市场的形成

宋代的市镇总体上可分为草市和镇两种。其中，草市多为小规模的乡村集市和商业点，承担着农村初级市场的功能；镇是规模相对较大的经济中心地，起着农村中心市场的作用。

草市在宋代以前就已出现。在两浙地区，早在六朝时期，就兴起了不少草市，如吴兴郡（治今湖州）的陆市（又称新市）[1]、会稽郡（治今绍兴）的临浦市[2]等。但直到宋初，草市的数量仍相当有限，且大多只是相邻村落之间互通有无的一种交易场所。从北宋中期起，随着两浙社会经济的繁荣，商业活动由城市深入到乡村，农副产品和手的重要来源。就镇的数量而言，根据《元丰九域志》记载，到宋神宗元丰(1078-1085)初年，全路共有75个。进入南宋以后，又有进一步增加。如杭州由12个增至15个，嘉兴（秀州）由4个增至6个，明州由3个增至7个，处州由3个增至6个，衢州由2个增至4个。[8](P450-477)估计到南宋中后期，全路已有镇100个以上。

两浙各地镇的数量虽较草市要少得多，但其在农村市场体系中所起的作用却是大多数草市所无法比拟的。这可从四个方面来看：第一，镇的人口规模比草市大。它们一般都有数百户固定的居民，有的甚至达到上千户乃至数千户。如南宋中后期，临安府仁和县的临平镇有“约千余家”；[18]嘉兴府海盐县的澉浦镇有“约五千余户”；[19]庆元府（明州）奉化县的鲒埼镇，“生齿厥多，烟火相望”，环镇居民数千家；[20]湖州乌程县的乌墩镇和德清县的新市镇，“其井邑之盛，赋入之多，县道所不及”。[21]而草市的居民一般多只有数十家乃至数家而已。第二，镇在社会形态上已具有不少城市化的特征。如南宋时，海盐县澉浦镇所辖南北5里，东西12里，面积约60平方里。在镇中心，有街道、坊巷，有商业区、居民区和行政区，以及各种市政设施。其居民已不再属于乡村户籍，而是正式列入城市坊郭户系统，他们的社会生活也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城市化特点。[19]其它如平江府的福山，嘉兴府的青龙、上海、乌青、魏塘，湖州的新市，常州的湖濮，临安府的临平、江涨桥，绍兴府的西兴、渔浦、曹娥，庆元府的鲒埼，台州的章安，温州的白沙等镇，也都与澉浦镇的情况相似。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镇已是初步成形的经济都市。第三，镇的工商业发展迅猛。以商税为例，北宋熙宁十年（1077年），两浙路年商税额1000贯以上的草市镇税场共31处，其中25处属于镇级税场。[11]（16之7至9）进入南宋以后，许多镇的商税额进一步呈现快速增长之势。如常州的青城、万岁、张渚、湖濮四镇，年商税额由熙宁十年的5241贯增至咸淳(1265-1274)初年的23839贯，增长3.5倍多；[22]临安府的江涨桥、北郭二镇，由2805贯增至咸淳初年的145908贯，增长达51倍多；[12]（卷59贡赋）绍兴府的曹娥、三界、渔浦三镇，由9083贯增至嘉泰(1201-1204)初年的12749贯，增长40.36%；[17]（卷5课利）特别是临安府的北郭、江涨桥，嘉兴府的乌青、澉浦、魏塘，庆元府的鲒埼等一批巨镇，年商税额都在3万贯以上，超过了同期许多县级城市。第四，镇的市场专业化水平高。随着工商业的迅速发展，到南宋时，两浙各地镇市逐渐呈现出专业化的特征。如临安府的北郭、江涨桥是典型的环城商业镇；嘉兴府的魏塘、婺州的孝顺是典型的农业镇；温州的白沙是典型的林业镇；嘉兴府的澉浦、青龙和台州的章安是著名的港口镇；台州的杜渎、于浦，庆元的岱山，绍兴府的钱清、西兴、曹娥，嘉兴府的广陈等是重要的盐业镇；湖州的南浔是丝织业镇；绍兴府的枫桥、三界是造纸业镇；湖州和嘉兴府的乌青、四安，平江府的平望，镇江府的吕城，常州的奔牛，绍兴府的渔浦，衢州的孔步是典型的交通型商品转运镇；平江府的许浦、福山、梅李是消费型镇。这种市场专业化特征的出现，标志着镇的市场形态日趋成熟，市场分工日趋精细。

从镇的地理分布状况，或许能更清楚地看出其在农村市场和城乡市场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以绍兴、庆元、台州为例，绍兴府各县镇的分布状况是（括号内为距所在县城里程数，下同）：三界镇（东南120），东城镇（东60），曹娥镇（东南72），钱清镇（西北50），蛟井镇（西南15），南安镇（西50），枫桥镇（东北50），西兴镇（西12），渔浦镇（南35），五夫镇（北30），纂风镇（西北70）。[17]（卷12八县）庆元府各镇的分布情况是：小溪镇（南40），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公塘镇（西北30），鲒埼镇（南20），澥浦镇（西北60），岱山镇（海中）。[23]（卷13-20）台州各镇的分布情况是：大田镇（东30），章安镇（东南120），杜渎镇（东180），于浦镇（东南60），路桥镇（东南30），峤岭镇（南120），港头镇（东南15），县渚镇（南70）。[24]从中可以看出，绝大部分镇都分布于距州县城二三十里以远的地区。这表明，镇和县级城市有着各自的市场辐射空间，前者属远离城市的乡村地带的中心市场，后者属于城市初级市场。两者的互相结合，便构成了所在地区城乡市场体系的基础。可见镇既是农村中心市场，也是联结城市市场和农村市场的主要纽带。而且，作为新兴的经济中心地，镇市有着诸多县级城市所没有的有利条件，如较少受政治因素的影响，接近各种农村商品的产地，有着充裕的廉价劳动力等等。因此，到南宋时期，随着农村经济的繁荣和城乡商品流通的活跃，不少镇的市场发展水平平不仅赶上、甚至超过了所在县城。

三、农村市场发展的局限性

在探讨宋代两浙路农村市场发展的同时，也应看到，这种发展又是有限的。一方面，两浙路农村市场发展的基础并非专业化的商品生产，而是小农经济条件下的简单化商品流通，故从根本上讲，仍只是自然经济的一种补充。前文曾指出，促成草市、镇在两浙路广泛兴起的一个直接动力是商品流通的空前活跃，而导致商品流通异常活跃的因素，除了农村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各级城市的兴盛外，还有各地区地理特征的巨大差异所造成的自然性生产分工以及政府赋税征收的货币化倾向。就地理状况而言，两浙路北部是较为广阔的太湖平原，东部是滨海小平原和丘陵，西部和南部则是广袤的山区和内陆盆地。与这种地理格局相对应，各地区农村的生产状况和物产构成也有很大差异。以粮食为例，地处太湖平原的苏、湖、秀、常等州府，因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深厚的历史基础，到宋代发展成为全国著名的粮食产地和输出地。史称：“两浙之地，湖、苏、秀三州号为产米去处，丰年大抵舟车四出。”[25]而两浙路其它地区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耕地有限，人多地少的矛盾突出，常常需要从苏、湖等地输入大批粮食。如南宋时，严州“虽遇丰稔，犹不足食，惟恃商旅搬贩斗斛为命”；[10]（卷11建德县赈籴本末）绍兴府“地狭人稠，所产不足充用•稔岁亦资邻郡，丰如浙西米斛之多”；[26]明州“小民卒仰米浙西，浙西歉则上下皇皇”。[23]（卷16叙产）温州、台州、衢州、处州等地的情况也大致相似。显然，粮食之所以成为两浙农村市场最重要的商品之一，是与各地自然地理条件的差异密不可分的。也正因为如此，虽然市场上粮食的流通量很大，但其基础主要仍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生产，而不是大规模的专业化生产。宋末元初学者方回在谈到嘉兴府魏塘镇的粮食流通情况时说：“佃户携米，或一斗，或五七三四升，至其肆，易香烛、纸马、油盐、酱醯、浆粉、麸曲、椒姜、药饵之属不一，皆以米准之。整日得米数十石，每一百石，舟运至杭、至秀、至南浔、至姑苏粜钱，复买物归售。”[27]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种情况。就赋税制度而言，在宋代的各种赋税中，货币税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尤其是到南宋时期，更是如此。时人曾感叹地说：“今民之输官与其所以自养者，悉以钱为重，折帛以钱，茶盐以钱，刍豆以钱……酒醋之卖于官，非钱不售；百物之征于官，非钱不行；坊场河渡之买扑，门关务库之商税，无一不以钱得之。”[11]（66之15）两浙路一直是赋税最为繁重的地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