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两浙路的市镇与农村市场(2)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11
，其货币税的征收额也相当庞大。如宋宁宗嘉泰元年（1201年），绍兴府所属各县仅货币形式的各种杂税就高达100万贯。[17]（卷5赋税、课利）为了完纳赋税，广大农民不得不将更多的产品投放市场，不少人“虽尽力耕种，所收之利，或不足以了纳赋税，须别作营生”。[26]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农村市场的畸型繁荣。
另一方面，两浙路农村市场的发展在地域上是不平衡的。从草市、镇的数量和分布密度来看，浙西的苏州、镇江、湖州、秀州、杭州和浙东的绍兴、明州、台州等地，其草市、镇数量占了全路总数的90%以上；而浙西的严州和浙东的处州等地，数量较少。特别是地处山区的严州，在整个宋代几乎没有涌现较具规模的市镇。从草市、镇的发展形态来看，浙西地区（除严州外）的市镇无论在规模还是在市场发展水平上，都走在浙东各地前面。如在市镇人口方面，南宋时浙西各地相继涌现了一批居民在千户以上的大型市镇，如临安府的临平，湖州的乌墩镇和新市镇，秀州的澉浦镇、青龙镇、上海镇，平江府的昆山镇，常州的湖濮镇等；而浙东沿海只有明州的鲒埼镇等少数市镇达到如此规模；地处浙东内陆的婺州等地，则始终没有巨镇出现。在市镇的工商业发展水平上，北宋熙宁十年，年商税额在千贯以上的市镇，浙西除严州外共有22处；浙东只有7处。草市、镇税额在所在州府总税额中所占的比重，秀州为30%，杭州为29.4%，润州为16%，苏州为15.8%，常州为15.4%，湖州为12.4%，均在10%以上；浙东除越州和温州分别为18.2%和14.8%外，其它各州均不到10%。特别是婺、衢、处三州，平均只有2.7%。[11]（16之7至9）南宋中后期，临安府的浙江、北郭、龙山、江涨桥和嘉兴的澉浦、魏塘、乌青等市镇，年商税额都在3万贯以上，湖州的四安、常州的湖濮、嘉兴府的青龙、平江府的黄姚和顾迳等市镇，也都在万贯以上；而浙东即便是那些大型市镇，年商税额一般也只有数千贯。如宋宁宗嘉泰(1201-1204)初年，绍兴府所属的钱清、曹娥、三界、蛟井、枫桥、渔浦、新林诸市镇的年商税额分别为1945、6285、1544、1743、3090、2673和1139贯，[17]（卷5课利）无一超过万贯。事实上，不仅浙西与浙东之间、东部沿海和西南部内陆之间，在市镇和农村市场的发展水平上存在明显差距，而且在各州府内部，也同样存在着不平衡现象。如南宋中后期，庆元府鄞县共有市镇42处，占了全府市镇总数的近1/3，而象山县仅有5处，只及鄞县的1/8弱。这种地域格局的不平衡现象，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宋代两浙农村市场在总体上尚未达到成熟的形态。
【参考文献】
[1] 嘉泰吴兴志（卷18事物杂志）[M]．北京：中华书局，宋元方志丛刊本．
[2] 宝庆会稽续志（卷3市）[M]．北京：中华书局，宋元方志丛刊本．
[3] 范成大．吴郡志（卷50杂志）[M]．北京：中华书局，宋元方志丛刊本．
[4] 陆游．渭南文集（卷20常州奔牛闸记）[M]．四库全书本．
[5] 刘敞．公是集（卷51先考益州府君行状）[M]．四库全书本．
[6]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42）[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
[7] 永乐大典（残本，卷7507常平仓）[M]．
[8] 傅宗文．宋代草市镇研究[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
[9] 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164．
[10] 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M]．四库全书本．
[11] 宋会要辑稿（食货）[M]．中华书局影印本．
[12] 咸淳临安志[M]．北京：中华书局，宋元方志丛刊本．
[13] 陆游．剑南诗稿[M]．四库全书本．
[14] 袁甫．蒙斋集（卷20憩折山市）[M]．四库全书本．
[15] 方逢辰．蛟峰集（卷5芳润堂记）[M]．四库全书本．
[16] 光绪桐乡县志（卷1疆域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本．
[17] 嘉泰会稽志[M]．北京：中华书局，宋元方志丛刊本．
[18] 方回．桐江集（卷13过临平）[M]．四库全书本．
[19] 常棠．绍定澉水志（卷1地理门）[M]．台湾大化书局影印本．
[20] 吴潜．许国公奏议（卷3奏禁私置团场以培植本根消弥盗贼）[M]．四库全书本．
[21] 薛季宣．浪语集（卷18湖州与镇江守黄侍郎书）[M]．四库全书本．
[22] 咸淳毗陵志（卷24赋税）[M]．北京：中华书局，宋元方志丛刊本．
[23] 宝庆四明志[M]．北京：中华书局，宋元方志丛刊本．
[24] 嘉定赤城志[M]．北京：中华书局，宋元方志丛刊本．
[25] 王炎．双溪集（卷11上赵丞相书）[M]．四库全书本．
[26] 朱熹．朱文公文集（卷16奏救荒事宜状）[M]．四库全书本．
[27] 魏了翁．古今考（卷18附方回续考）[M]．四库全书本．
另一方面，两浙路农村市场的发展在地域上是不平衡的。从草市、镇的数量和分布密度来看，浙西的苏州、镇江、湖州、秀州、杭州和浙东的绍兴、明州、台州等地，其草市、镇数量占了全路总数的90%以上；而浙西的严州和浙东的处州等地，数量较少。特别是地处山区的严州，在整个宋代几乎没有涌现较具规模的市镇。从草市、镇的发展形态来看，浙西地区（除严州外）的市镇无论在规模还是在市场发展水平上，都走在浙东各地前面。如在市镇人口方面，南宋时浙西各地相继涌现了一批居民在千户以上的大型市镇，如临安府的临平，湖州的乌墩镇和新市镇，秀州的澉浦镇、青龙镇、上海镇，平江府的昆山镇，常州的湖濮镇等；而浙东沿海只有明州的鲒埼镇等少数市镇达到如此规模；地处浙东内陆的婺州等地，则始终没有巨镇出现。在市镇的工商业发展水平上，北宋熙宁十年，年商税额在千贯以上的市镇，浙西除严州外共有22处；浙东只有7处。草市、镇税额在所在州府总税额中所占的比重，秀州为30%，杭州为29.4%，润州为16%，苏州为15.8%，常州为15.4%，湖州为12.4%，均在10%以上；浙东除越州和温州分别为18.2%和14.8%外，其它各州均不到10%。特别是婺、衢、处三州，平均只有2.7%。[11]（16之7至9）南宋中后期，临安府的浙江、北郭、龙山、江涨桥和嘉兴的澉浦、魏塘、乌青等市镇，年商税额都在3万贯以上，湖州的四安、常州的湖濮、嘉兴府的青龙、平江府的黄姚和顾迳等市镇，也都在万贯以上；而浙东即便是那些大型市镇，年商税额一般也只有数千贯。如宋宁宗嘉泰(1201-1204)初年，绍兴府所属的钱清、曹娥、三界、蛟井、枫桥、渔浦、新林诸市镇的年商税额分别为1945、6285、1544、1743、3090、2673和1139贯，[17]（卷5课利）无一超过万贯。事实上，不仅浙西与浙东之间、东部沿海和西南部内陆之间，在市镇和农村市场的发展水平上存在明显差距，而且在各州府内部，也同样存在着不平衡现象。如南宋中后期，庆元府鄞县共有市镇42处，占了全府市镇总数的近1/3，而象山县仅有5处，只及鄞县的1/8弱。这种地域格局的不平衡现象，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宋代两浙农村市场在总体上尚未达到成熟的形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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