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另一個黃土農業的邊緣地區，就是內蒙古陰山以南，到陝西北部的鄂爾多斯附近，也經歷了與河湼地區類似的人類生態變遷。由於這兒在地理位置上與晉陝龍山文化區更接近，使得在這兒發生的人類生態變遷，對南方龍山農業地區人群造成更直接的沖擊。而南方人群對此的反應，也進一步影響鄂爾多斯及其鄰近地區的人類生態變遷。
鄂爾多斯地區，是指內蒙古自治區西南部，包括內蒙古伊克昭盟和陝西省定邊、靖邊、橫山、榆林、神木、府谷等縣的長城以北地區。黃河在此繞一大圈，鄂爾多斯的北、西、東三面皆以黃河為界。我們所探討的地理範圍，還包括與鄂爾多斯隔黃河相望的地區’包括西面的賀蘭山、烏蘭布和沙漠，北面陰山以南的河套區，以及東北面的土默特平原，東面的內蒙古清水河縣至托克托一帶。
鄂爾多斯東部、上默特平原以及大青山南的套北地區，都屬於溫暖半乾旱氣候。鄂爾多斯西部，則屬溫暖乾旱氣候區。到了狼山下的套西北地區，年雨量只有150—250毫米。因此大體說來，這區域中乾旱的程度是由東南向西北遞增。降水量不平均且變化大是其特色（1）。
新石器時代晚期的混合農業經濟人群
新石器時代晚期，這一地區較早的人類活動遺跡，主要分佈在北部的套北地區，鄂爾多斯高原東部，以及黃河彼岸的清水河至托克托一帶，與南部的無定河流域一帶(見圖四)。至於高原內部毛烏素沙地一帶，在當時是因沙地已形成以至於不適人居，或是曾有人群活動但其遺跡為後世形成的沙層掩沒，目前尚不清楚。無論如何，較早在此活動的人群，在文化與經濟生態上都與南方的仰韶與龍山文化人群非常相似。
仰韶農業文化的邊緣人群
在內蒙古的包頭阿善、呼和浩特美岱、和林格爾縣敖包山，以及清水河縣的白泥窯子、岔河口、台子梁，准格爾旗的窯子梁與壕賴梁，杭錦旗四十里梁等地，都曾發現帶有彩陶的文化遺存。考古學者稱之為「阿善一期文化」或「岔河口文化」，有時也稱之為仰韶文化。這種文化遺存分佈廣，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遺址一般面積不大，文化層薄’遺物不豐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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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石蘊宗：《内蒙古農業地理》(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2)，18、30-31。(2) 汪宇平，<清水河縣台子梁的仰韶文化遺址>，《文物》9(1961)：13-14：崔璇、斯琴，<內蒙古中南部新石器—青銅時代文化初探>，《中國考古學會第四次年會論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174。
圖四 鄂爾多斯及其鄰近地區新石器時代晚期重要考古遺址
以白泥窯子出土的人類遺存來看，約在西元前4000年左右，已有人群在此以農業謀生。當時的人住在方形淺穴式的房子裡，房子由五根房柱支持，門口有石板鋪設的斜坡門道。室內近門處有石砌坑灶，室外也有灶。部分陶器帶有彩繪。他們使用的石器，主要是砂岩製作的敲砸器、刮削器、石球，及磨製的長方形單孔或雙孔刀，磨盤、磨棒等。這些石器的功能，似乎都與農業生產或穀類糧食處理過程有關。另外，也有屬細石器的刮削器’尖狀器，以及石鏃。考古學家認為，農業為當時人們的主要生產活動，並認為這是與中原地區仰韶文化有密切關係的遺存(3)。
由清水河至托克托的黃河沿岸，仰韶文化人群大多在河邊台地上建立他們的聚落。這種村落遺址，面積一般約數萬平方米，較大的廣達l 5萬平方米，可見他們已有相當規模的社會生活。他們遺下的生產工具有石刀、石鏟、石斧、及其它刮削器、砍砸器、與砍伐器等，顯示他們的經濟生活與農業有密切關聯。以岔河口遺址為代表的陶器，與黃河中游的仰韶文化陶器相似，略晚以海生不浪東遺址為代表者受馬家窯文化的影響（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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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汪宇平，<清水河縣台子梁的仰韶文化遺址>，10-13。
(4) 內蒙古歷史研究所，<內蒙古中南部黃河沿岸新石器時代遺址調查)，《考古》10（1965）：487-91。
在河套以北地區，相當仰韶晚期的人類遺存是．阿善二期文化：迅’時代約當西元前3700-3000年之間。這時期人類的遺存較豐富，以農業為主兼營狩獵採集的經濟生活特徵更明顯。房子仍為半地穴式，室中心有平底坑灶，坑灶後往往又有一方形地面灶，均已燒烤得十分堅硬。房子四角及火塘附近都有柱洞遺跡，還有直徑較小的柱洞分佈在牆壁四周。房子附近有窖穴，作為儲藏及拋棄廢物之用。所有的證據都顯示，他們是相當定居的人群。在農業生產上，他們使用大型石器如斧、鎊、鏟、穿孔石刀、磨棒、磨盤等。他們並以堅硬石材打造銳利細石器，如石鏃、右葉、石片及括削器等，用於狩獵以及切割動物的皮肉。另外，在鄂爾多斯南部的陝北地區，也發現許多仰韶文化遺存。同樣的，在這兒與仰韶文化半坡類型陶片一同出土的，除了石刀、石斧、石鏟之外，還有豐富的細石器。
大量的細石器出現在鄂爾多斯附近的仰韶文化遺存中，這是在山西南部，關中地區與河南等地的仰韶文化遺址中少見的現象。兩種石器(細石器與大型砂岩石器)併存於這個仰韶農業的邊緣地區，可能代表著當地特有的人類經濟生態。磨製石器以長方形石刀、斧、鎊、鏟等為主，而這些石器被認為是主要用於整地、翻土、收割等與農業有關的活動之中(5)。細石器則以大量的刮削器為主。這種刮削器的刀部質硬而脆，利於以巧勁切開動物的皮肉，而不適於用力割斷植物纖維。因此，它所代表的人類生業活動應是畜牧或狩獵(6)。這些考古發現都顯示，鄂爾多斯及其鄰近地區的新石器時代晚期居民’在經濟生態上與中原仰韶文化的農人非常接近，不同的是、比起後者他們較依賴動物。這是一種混合農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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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Chang Kwang-chih，The Archaeology of Ancient China．112．
(6) 江上波夫, 《アジア民族と文化の形成》(東京：平凡社，1985)，46。
鄂爾多斯地區龍山文化時期的人類生態變遷
到了西元前3000年左右，上述的混合農業生活，在套北與鄂爾多斯東部地區都有相當的發展。這些人群留下的遺存，由於在文化特徵上與南方的龍山文化相當接近，因此被納入龍山文化之中。
鄂爾多斯東部地區 在這地區仰韶文化之後，普遍出現一種以籃紋陶器、白灰居住面遺跡、袋形灰坑為主要特徵的文化遺存。這考古文化特徵，也見於山西、陝西的龍山文化之中，因此有些學者稱之為「龍山文化」。另一些學者，注意到這些遺址所出的細小石器，則稱之為「細石器文化」（7）。細石器與角骨器增加，是本地由仰韶到龍山時期的一大轉變。這種有龍山文化特點的文化遺存，據調查者稱，多分佈在黃河河谷斷崖上。值得注意的是，比起當地仰韶遺址而言，龍山文化遺址分佈較為密集(8)。
譬如，以准格爾旗南部的大口遺址為例。這是一個考古發掘收穫豐碩的遺址。遺址座落在高出河床30米的台地上，其遺物被分為前後兩期。大口一期的遺物較少，主要是罐、瓮、學、鬲、豆、盆等陶器。大口二期文化層中，發現有房屋遺跡。房屋的地面及殘存的牆上，都均勻的抹上一層5釐米厚的白灰面。室內的柱洞底填．碎陶片，以穩定柱子及加強其承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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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內蒙古歷史研究所，<內蒙古清水河縣白泥窯子遺址複查>,《考古》3 (1966)：146：汪宇平，<清水河縣台予梁的仰韶文化遺址>,13.
(8) 內蒙古歷史研究所，<内萤古中南部首河沿岸新石器時代遺址調查>,491-95.
力。屋子正中有一圓形火塘，火塘周圍的填土經長期踩踏而變得很堅實。門前有一與門寬略等，長約2．5米的下坡路段，由於人們進出已被踩實為路土。窖穴中出有一些零散的獸骨、獸牙與牛角，底部有錐、針、鏃等骨器。由動物遺骨中，辨識出豬、羊、牛、鹿等動物。石器的種類有，斧、鏟、長方形穿孔石刀、鎔、臼形器，盤狀器及磨器等。出土骨器89件，有鑿、鏃、錐、針、匕等。考古學家認為，由於石鏟、石斧、石刀等農具的出土，顯示當時人的經濟生活是以農業為主。廣泛使用骨器，及大量動物骨角的出現，顯示家畜畜養及(或)狩獵也在當時的生產活動中佔有一定地位（9）。房屋的建築方式，經長久踏實的室內及門口的地面，以及大而厚重的陶器，都顯示當時的人過著相當定居的生活。
另外，當時住在准格爾旗西部石佛塔遺址的人群，他們的白灰面居住遺址，袋形灰坑、長方形帶孔石刀，及鬲、廟等三足器，都顯示與中原地區龍山文化有密切關係。他們遺留下大量的石斧、石鏟、石刀等農業生產工具，及石磨棒’石杵等穀類加工工具。顯然，鋤耕農業是當時人們的主要生業活動。由一些出土的石球及石片刮削器，考古學家認為狩獵是他們輔助經濟的一部分（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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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吉發勻、馬耀析，<内蒙古准格爾旗人口遺址的調查與試掘>，《考古》4(1979)：311-19。
(10) 崔璇，<內蒙古中南部石佛塔等遺址調查>，《內蒙古文物考古》創刊號(1981)：133-42。
套此地區 在套北的包頭地區，這種龍山文化被稱為「阿善三期文化」。阿善三期文化較早的階段，當地的人住在半地穴式或地面建築中。居住面由草拌泥鋪成，再略經燒烤。窖穴比前期多。生產工具有大型石器、細石器、陶製品、角骨器、器形、種類都與前期類似。到了阿善三期文化晚期，居住型態出現較大的變化，此時人們住在石築房屋中，外有石砌城牆保護。這種石牆，據稱是中國已發現最早的石築城牆。城牆隨地形起伏，有的地段牆基厚達一米以上，殘存牆基高近兩米。
在阿善二、三期文化人群的遺址中，都曾出土許多狗、豬、羊、牛的骨骼(11)。他們所使用的細石器中，又有大量的石鏃。因此，動物畜養或狩獵在當時人們的生業中應有相當的重要性。也就是說，由仰韶時期到龍山時期，當地的人都過著兼營農業與畜牧，狩獵的混合農業生活。但是在這地區，人們對農業資源與對動物資源的倚童，在仰韶與龍山文化時期是有差別。有趣的是，這個差別並不是人們愈來愈依賴農業：相反的，龍山時期的人較前期的人更依賴動物性資源。這一點，表現在阿善二、三期文化中人們所使用的工具變化上。
由表三中可看出，陶製工具所佔的比例一直很穩定，但細石器、角骨器、大型石器，在所有工具中的比例則有變化。變化的規律是：細石器與角骨器同增同減，而它們與大型石器的增減則相反。由第二期至第三期早段的變化是，細石器及角骨器大量增加’而大型石器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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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崔璇，<內蒙古先秦時期畜牧遺存述論>，《內蒙古社會科學》1(1988)：69。
表三 阿善遺址二、三期各種生產工具比例
三期晚段
(仰韶晚期) (龍山時期) (龍山時期)
23％ 19％
29％ 38％
28％ 22％
20％ 21％
資料來源：(考古)2(1984)：99-104
大量減少：由第三期早段至第三期晚段，大型石器所佔的比例又昇高，而細石器及骨角器的所佔比例減少，但細石器及骨角器的所佔比例，仍高於第二期文化中同類器物所佔的比例。如果角骨器增加，表示當時動物的遺骨容易取得，則細石器與角骨器同增減的現象，也說明這些細石器的使用的確與狩獵或畜牧經濟有關。這個工具比例的變化，顯示在龍山文化時期(阿善三期文化)，畜牧或狩獵的重要性的確在套北地區人群的經濟生活中有增加的趨勢。這個變化，大約發生在西元前3500-2100年之間。
同樣的現象，也見於大青山下的包頭西園遺址。這兒的出土遺物分佈在東西兩個台地上。西臺地的文化遺存，被分為三期五段。西園二期與三期，無論是房子的形制、結構，生產工具以及陶器的器形與組合，都和阿善二期遺存面貌相當。在生產工具上，仍然是磨製石器與細石器並存，但二期的生產工具數量及種類皆少，以磨製石器為主，特別是兩側帶缺口的長方形石刀最為流行。第三期，生產工具的數量與種類都有增加。值得注意的是，三期細石器在生產工具中的比重增大，石器與骨器的製作皆較為精緻（12）。在東臺地上，發現有石砌圍牆及石砌房屋基址，房屋形制與阿善三期晚段的房屋完全相同，遺物分別屬於阿善二期與三期文化（13）。因此，西園的考古遺存也顯示，在接近龍山或龍山早期，這一帶人群對動物性資源的依賴有加強的趨勢。
西元前2500一2100年左右，在阿善與西園遺址都出現有石築圍牆或城牆的防衛性聚落（14），顯示當地人群間的資源競爭趨於劇烈。事實上除此兩地外，有石彻圍牆的城堡還廣泛分佈在內蒙古中南部，如大青山下的佳木莎、黑麻板、威俊，蠻汗山下的老虎山、板城、大廟坡，清水河縣的馬路塔等遺址。這種石城堡大都建在背靠大山的山麓台地上，以石塊錯疊，縫隙間塞碎石以膠泥黏固。城址都選擇在地勢險要之處，周圍並不都設有城牆，而是有些地段利用懸崖為屏障。城牆厚度一般為0.7—0.8米，較厚的達1．2米。城牆高度由城內看一般並不太高，但建在陡坡的城牆，從牆外看牆體是很高的。城牆內及附近有石築房址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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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西園遺址發掘组，<內蒙古包頭市西園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簡報>，《考古》4(1990)：306.
(13) 包頭市文物管理所，<内蒙古人青山西段新石器時代遺址>，《考古》6(1986)：485-87。
(14) 阿善、西園、佳木莎、威俊的城牆及其它相關遺跡，都屬於阿善三期晚段。崔璇與崔樹華曾推測其年代約在西元前2755-2300年左右(崔璇、崔樹華1991：78).但由於老虎山石城堡遺存經碳十四測定(樹輪較正)所得的絕對年代為2301-2044 BC(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1991：59)．因此前述阿善等石城堡的時代下限也可能接近西元前2100年。板城、大廟坡相關遺址遺物與老虎山遺存相似(崔璇、崔樹華1991：78)。馬路塔未經正式發掘，文化性質不詳，據稱其城堡及部分採集遺物屬於人口一期文化，它的年代據推測也约在西元前2100年左右(崔璇、崔樹華1991：79)。
跡：有些城內並有所謂祭壇的石堆遺跡(15)
總而言之，新石器時代鄂爾多斯及其鄰近地區的人群，一方面直接或間接的受到南方仰韶及龍山文化農業因素影響而從事農業：另一方面，為了適應當地的乾旱氣候，他們也較前者依賴獵取或畜養動物，以擴大對自然資源的利用。以地區而言，鄂爾多斯的東部及南部地區，與晉陝中原的新石器時代原始農業文化關係最密切，細石器較少。西部地區的細石器最發達，農業遺跡最少。套北地區則介於兩者之間。也就是說，基本上農業的重要性由南往北，由東往西，逐漸減低：相反的，由細石器所代表的畜牧及狩獵，則由同方向逐漸增加。這與鄂爾多斯地區的乾旱程度由東南往西北漸增趨勢一致。
以人類生態的長期變化而言，無論是在東部的清水河地區或是北部的套北地區，由仰韶時期到龍山時期，都有當地人群對動物的依賴逐漸增加而農業活動減少的趨勢。因為在這樣的混合經濟中，農業與畜牧(或狩獵)原就是互補的：在某一方的挫折，會使得人們加重對另一方的依賴。這個變化較明顯的時期，約在西元前2500-2000年之間。也在這時期，清水河一帶的人群將他們的聚落建在較高的臺地或斷崖邊上。套北地區的人群，則紛紛築城堡，建石牆以自衛。這些考古學上的現象，似乎都顯示當地人群間的資源競爭劇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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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崔璇、崔樹華，《內蒙古中南部的原始城堡及相關問題》，《內蒙古社會科學》 3(1991) ：75-80。
氣候變遷與農業邊緣人群的適應
在西元前2000年以後，除陝北外，這地區所有的人類活動遺跡都逐漸消退或完全消失。目前發現自新石器時代延續最晚的遺址朱開溝，其最晚的一期約當西元前1600-1400年左右（16）。這一段在本地考古發現上幾近空白的時期，一直要延續到春秋晚期，才出現以「鄂爾多斯式青銅器」隨葬的遊牧人群墓葬。這個考古上的缺環，大約是在西元前1500年到西元前600年之間；相當中國史上的商代到春秋中期。
在本地春秋至戰國時期墓葬的出土地點附近，往往有新石器時代的遺址，但卻沒有關於商、西周時期遺存的報導。這一地區新石器時代遺址附近，也經常有戰國及以後的遺存，同樣的，有關商與西周時期遺存的報導則非常罕見。這個考古學上的現象似乎顯示，在鄂爾多斯及其鄰近地區(南部邊緣的陝北地區除外)，許多新石器時代以來人類居住的聚落在龍山後期或商代之初都被放棄。一直到春秋晚及戰國時期，才又出現人類活動的遺跡。仰韶時期以來，長期在這兒活動的混合農業人群為何就此消失?到底在龍山後期發生什麼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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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約當二里岡上層，而不晚於殷墟商文化一期，見，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內蒙古朱開溝遺址》，《考古學報》3(1988)：330；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中國考古學申碳十四年代數據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60。
新石器時代晚期氣侯的乾旱化
由許多證據看來，氣候上的變化是造成這個人類生態變遷的重要因素。許多古氣象學者都曾指出，以全球整體來說，西元前2000-1000年是一個逐漸趨於乾阜的時期。這個趨勢，到了西元前1000年左右達到頂點（17）究中國古氣候的學者，也得到類似的結論。學者曾指出，西元前6000-1000年的華北地區，是較濕暖的時期（18）呼倫貝爾沙地由全新世早期以來形成的沙帶中，有三層埋藏黑沙土。植物孢粉分析顯示，這些黑沙土代表著半濕潤森林草原環境，最上層的黑沙土，屬於新石器時期到銅石並用時期，約當西元前3000-1000年（19）。也就是說，在約當西元前1000年左右，這兒最後一期的森林草原消失，乾旱或半乾旱氣候再度形成。
在鄂爾多斯地區，這個發生在石器時代晚期到銅石並用時期的氣候變遷也相當明顯。受青藏高原抬升運動影響，全新世以來鄂爾多斯地區的乾阜與半乾旱氣候便逐漸形成並持續加強。根據鄂爾多斯毛烏素沙地東南緣地層的孢粉及碳十四分析，西元前9000-1000年左右，此處是較濕潤的環境。此後因氣候乾旱，砂炭堆積停止發育（20）。雖然中國學者所指的濕潤期結束，乾早期開始的關鍵年代，大致是在西元前1000年左右，由於世界性的乾旱期發生在西元前2000-1000年之間，因此可能在西元前2000年左右，這個乾燥化的趨勢已在逐漸進行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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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A．M．Khazanov，Nomads and the Outsid World(Cambodge：Cambridge Univers1ty Press，1983)，95．
(18) 竺可楨，《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竺可楨全集》(北京：科學出版社，1979)。
(19) 趙松喬,《中國沙漠、戈壁的形成和演變》，《中國乾旱地區自然地理》，趙松喬編(北京：科學出版杜，1985)，7。
(20) 朱士光，《評毛烏素沙地形成與變遷問題的學術討論》，《西北史地》 4(1986)：25。
植物孢粉分析所見的氣候變遷，反映的是變遷已在地表植被上造成改變的階段：而且，無論是碳十四或是其他考古斷代法，都可能有些時代誤差。相反的，人類生態卻常常立即的，鮮明的反應相當細微的環境變化。因此，在探索氣候變遷時，考古學上所見的人類生態變化可提供我們另一種線索.
新石器晚期到銅石并用時期的氣候變遷,在全球許多地方的人類生態上都留下痕跡。而且，因地域性環境的差別，各地有不I司的變遷時程。相對而言，在原始農業邊緣地帶，這種氣候變化對人類生意的影響最深刻，也因此在考古上留下的痕跡較明顯。因為這兒的環境原來就不利農業，生活在農業邊緣地帶的原始農民，有如站在水中，水沒及鼻下的人；些微的水波動蕩都會讓他們溺斃。
在前面我們曾提及，在鄂爾多斯及其鄰近地區，新石器時代晚期的混合農業遺址被放棄前，曾經有農業衰退，畜牧業增長，以及人群間衝突擴張的現象。在套北地區，西元前3000年以後，代表畜牧或狩獵的細石器及角骨器，在所有工具中的比例大量昇高，顯示這時氣候已逐漸對農業活動不利：約當西元前2500-2100年左右，整個夫青山到蠻汗山南麓的人群都築石牆以自衛。在此之後，人類活動的遺跡幾乎消失了1500年。這似乎顯示氣候進一步惡化，先使得人群間的資源競爭劇烈，然後，終於使他們放棄在此聚居。
由清水河到托克托一帶，晚新石器時代的仰韶遺址多座落在河谷台地上，而龍山文化的遺址則大都分佈在河谷斷崖上(21)這也顯示，資源競爭使得人群間的衝突變得劇烈，因此聚落位置必須選擇在便於防衛的地點。同時，龍山文化遺存中出現的大量細石器，也表示當時環境愈來愈不利於農業，使得人們對動物性資源的依賴增加。最後，西元前2000年之後，這兒的聚落也都被放棄了。
朱開溝遺址所見人類生態變遷
當鄂爾多斯及其鄰近地區絕大多數新石器晚期遺址的居民，在西元前2000年左右大都離開此地時，可能有少部分人群繼續在此地居留：目前只發現有朱開溝遺址，當地居民一直在此居住到西元前1400年左右。因此，這個遺址對於我們了解當時的變遷非常重要。
朱開溝遺址遺存，依時代先後被分為五段。一至五段遺存銜接發展，層位清礎，發展序列明確。因此我們能據此探討當地人群的長期經濟生態及社會變遷。
朱開溝第一段屬於龍山晚期的遺存。當時人過著相當定居的生活，農業是主要經濟生業。兒童瓮棺葬、白灰面建築、卜骨及陶器，都顯示與中原龍山文化的密切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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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內蒙古歷史研究所，《內蒙古申南部黃河沿岸新石器時代遺址調查》，488-91.
約在西元前2100-1900年左右，朱開溝第二段的居民住在半地穴式或地面建築中。大型房址多為圓形,圓形灶居中，周圍有墊土牆，牆上有柱洞，墊土牆內有大量的石塊及碎陶片。與第一段相同，此時墓葬中亦有隨葬豬下顎骨的習俗，並隨葬鬲、罐、豆、盃、壺等陶器，也有兒童瓮棺葬的習俗。但在生產工具上，無論是種類或是數量都此第一段豐富。石器有長方形穿孔石刀、石斧、石鐮、石鏟等農業生產工具，以及燧石剝製的刮削器、矛形器及石鏃等細石器，以及骨製的刀、匕首、針、錐等。
西元前1900-1700年左右是朱開溝第三段時期。這時人們在墓葬中殉牲的風氣更為盛行。少者隨葬豬下顎骨一對，多者十幾對，還有數量不等的羊下顎骨，及其它肉食類動物的下顎骨。同時也出現了殉人葬。墓葬中出土小型銅器，如耳環、指環、臂釧等。此期也有兒童瓮棺葬。生產工具有石斧、長方形穿孔石刀、骨柄石刀刀、骨鏟．及銅針、錐、臂釧、耳環等等。
第四段遺存的分佈範圍比較廣泛，文化層堆積薄：時間大約在西元前1700-1500年之間（22）。只有少數的墓有少量隨葬品，隨葬陶器遠不如第三段豐富。墓葬中的殉牲有豬和狗。房子以長方形淺穴式建築為主，房內地表以黃色黏土鋪墊，有的經多次鋪墊，因此有些房基連在一起不易區分。生產工具有石斧、梯形石刀、石鐮、石鏟’石刮削器，及骨製的錐、鏃、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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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這一階段遺存的碳十四年代測定(經樹輪較正)所得三個數據為：1838-1632 BC，1668-1462 BC，1703-1497 BC，相當於夏代的晚期(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1988：317-22)。另外，一個朱開溝二期(二至四段)木炭遺存的碳十四測定(經樹輪較正)所得年代為1731-1521 BC(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1991：60)。
朱開溝第五段遺存，年代可能接近西元前1 400年。此時墓葬分散，如三’四段遺存中那樣集中的墓群消失。這時的居民仍有以豬骨隨葬及瓮棺葬的習俗。陶器有鬲、甗、盆、罐、簋、豆、罍等，並出現青銅容器如鼎、爵。生產工具有石斧、梯形石刀、石鐮、石鑽頭、骨製的鏃、針，以及銅戈、短劍、刀、鏃等武器。出上的銅刀、銅劍，是早期「鄂爾多斯式青銅器」（23）。
由以上朱開溝一至五段遺存中，我們可以看出以下現象。首先，以經濟生業而言，一王三段沒有太大的差別。出土的農作工具、大量的陶器、房屋的建築方式以及隨葬豬骨等，都顯示當時的人是生活在長期定居，並以農業為主要生業的生活中。其次，由一段到三段時期這種生活有穩定的發展。特別是到了第三段時(Ca．1900 B.C)，這種農業定居生活發展到頂點。當地的社會發生階層化(stratification)現象，在墓葬中的反映便是出現人殉以及多寡懸殊的隨葬豬下顎骨。但是也在這時，一個重要的人類生態轉折開始萌芽。殉葬的家畜以及細石器都有顯著的增加，並出現骨柄石刀刀這樣精緻的切割工具：這些都表示狩獵與畜牧業在人類生態中的重要性增加。尤其有意義的是，由第三段開始，許多講究的墓中都隨葬數量相當多的羊下顎骨。這顯示「財富」不必在農業上累積(或難以在農業上發展)，擴大畜養草食動物以利用廣大的水草資源成為另一個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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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內蒙古朱開溝遺址>,301-332。
最後，第四段房屋的結構，可能為多次、不連續佔居的結果（24），顯示當時的人已經無法在一地長久居住。到了最後的階段(約當早商的第五段)，先前集中的墓葬消失，一些墓中出現有銅兵器陪葬。銅器在此地最早出現在第三段，主要不是用在農業生產上，而是用來製造隨身裝飾品及小型工具，在此時又被用來製作武器。顯然，人群間的衝突因生存資源不足而擴大，使得應付戰爭成為一些人的主要社會機能。不久之後，朱開溝遺址也被放棄了。以上這些考古遺存清楚的顯示，這個遺址的全盛時期是在它考古分期的第三段。在此之後的整個變化趨勢是：墓葬由集中而分散，隨葬品由厚而薄，聚落由長期連續居住轉為不連續的重複佔居。最後，資源競爭導致人群間的衝突擴大，終於造成整個遺址被放棄。
這樣的資源競爭，是由於定居混合農業帶來的人口增長?或是由於氣候上的變化，導致農業上的挫折?定居的混合農業經濟的確能帶來人口的增長，但人口增長所造成的人群問資源競爭，應不會導致整個地區的人群活動跡象逐漸衰退甚至消失。因此，整個鄂爾多斯及其鄰近地區考古遺存所呈現的人類生態變化，都印證了環境考古上所顯示的氣候變遷。
這個氣候上趨於乾冷的變化，在華北不同生態區中都造成相當影響，只是在程度與時間上有差異而已。除鄂爾多斯及其鄰近地區之外，青海河湟地區的晚新石器時期到銅石並用時期，雖無明顯的人類活動中斷跡象，但在西元前1700年之後以農業、畜豬為主的齊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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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同前，317。
經濟，被以畜羊、缺乏居址遺存為特色的辛店、卡約文化生態取代。在西遼河流域，以農業為主的夏家店下層文化兰態，對於這波乾冷化環境變遷的抵抗力較強，但到了商末周初時（西元前1000年左右），當地人群以農業為主的生態體系也不得不崩貴(見下章)。
總之，在鄂爾多斯及鄰近地區，西元前2500年以後氣候的乾旱化，使得原來收成就不好的農民生活更困難。這種不利農業的氣候變遷,使得這些農人只好少費點力氣在田作上，而多花點時間來養些家畜，或打些野獸。因此，在他們遺留的石器中，用於翻地收割的大型砂岩石器逐漸減少，而適於切開動物皮肉的鋒利小型石器大量增加。在另一方面，因為可利用的資源減少，為了翠耕地、爭草場、爭獵區，人群間的衝突愈來愈嚴重。為了防範掠奪，許多村落必須建在高崖邊以便防衛。在陰山之下，人們更以石頭疊築城堡與圍牆來自衛。
氣候持續乾旱下去，生存環境愈來愈差。但是河套與鄂爾多斯地區，並沒有像中原地區那樣形成剝削者與被剝削者的世界，也沒有像河湟地區那樣直接形成遊牧世界。實際的變化是：嚴酷约氣候徹底趕走了這一帶的居民。到了西元前1500年左右，大多數的人群(包括住在石城堡中的人)，早已放棄在此駐留。從這時起，幾乎延續了有一千年之久，河套與鄂爾多斯地區都是少有人居.
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