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其它地區，新石器時代晚期的乾旱期也與人群的生態變遷，尤其是遊牧化，有密切的關係。學者認為，西奈半島Negev地區古人群由狩獵採集轉變為遊牧，氣候因素是主要原因之一(25)。西元前2000年東非雨型的改變，也被認為是造成當地遊牧業發展的重要因素(26)。因此，西元前2000年後從鄂爾多斯附近「失蹤的人群」，是否因遊牧化而在考古上消失?事實上並非如此。原因是，中國北方真正的遊牧人群出現是在春秋中期以後。而且，西元前1400年左右，在晉陝北部山地出現了一些武裝化的混合經濟人群：他們的出現與他們的文化特質，也能解釋鄂爾多斯附近居民逐漸消失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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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Steven A．Rosen．“Notes on the Origins of Pastoral Nomadism：A Case Study from the Negev and Sinai，”Current Anthropology29(1988)：503．
(26) Fiona Marshan，“Origins of SpeCialized Pastoral ProduCtion in East AfriCs，”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92(1990)：885-87．
李家崖文化人群
與朱開溝晚期文化面貌類似的考古遺存，出現在陝北清澗縣李家崖古城遺址中。古城利用地形修築，南西北三面環水,東西築有城牆，南北利用懸崖峭壁為屏障。城牆由內、外牆構成：外牆是一層石塊、一層夯土築成，內牆則以夯土築成，外用石塊砌璧。城内遺跡有房屋、窖穴與墓葬等。出土的石骨器包括石斧、有孔石刀、石鑿、骨錐以及卜骨等，銅器有蛇首匕、直援戈、銅鏃、銅錐等(27)。時代大約在西元前1300-800年之間。
由考古遺存的分佈看來，當時有類似文化特徵的人群，分佈在陝北、晉西北的黃河兩岸邊，如陝北的綏德，吳堡、清澗、子洲、子長、延長、延川，山西省的石樓、永和、吉縣、保德、柳林、右玉等地。考古學者稱這種分佈於陝北與晉西北的商周時期青銅文化為「李家崖文化」，或「鬼方文化」(28)。李家崖文化青銅器的一個特色，是商代風格與本土風格器物雜陳。商式的銅禮器有鼎、簋、爵、觚、茸、瓿、甌、罍、盤、卣、壺斗等：獨具地方風格的器物有蛇首勺、羊首勺、馬首刀、鈴首劍、蛇首匕、管銎斧、雙環首削及金銅質弓形器等：又有混合商器風格與地方特點的器物如帶鈴豆、帶鈴觚、銎刀、銎戈等。在青銅器上發現有子、天、卯等金文和徽記。陶器上也發現且、鬼等字與卜卦符號，形體皆與商周文字近似（29）。
李家崖文化的人群主要賴農業與畜牧為生。生產工具中有銅、石、骨等材料製作的斧、鎊、刀、鏟等，証明他們從事農業生產。另一方面，在李家崖古城址中還發現大量的馬、牛、羊、豬、犬、鹿的骨骼（30）。屬於李家崖文化的陝西綏德薛家渠遺址，出土的獸骨則以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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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張映文、呂智榮，<陝西清澗縣李家崖古城址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1(1988)：47-48：呂智榮，<試論李家崖文化的幾個問題>,《考古與文物》4(1989)：75；呂智榮，<朱開溝古文化遺存與李家崖文化>,《考古與文物》6(1991)：47。
(28) 呂智榮，<朱開溝古文化遺存與李家崖文化>，51-53。
(29) 呂智榮，<試論李家崖文化的幾個問題>，76。
(30) 同前，77。
羊骨最多(31)。在一般文化特性上，李家崖遺存與其北方酌朱開溝遺存有更密切的關係。呂智榮曾比較李家崖文化與朱開溝文化，他指出：(1)李家崖文化的器類、陶質陶色、紋飾雖與朱開溝第五段遺存有差異之處，但共性因素是清晰易見的：(2)李家崖文化中的一些典型器，如鬲、甗、三足瓮、簋豆、罍等，與朱開溝遺址同類器有明顯的演進發展關係：(3)斷面呈逗號狀的石刀，在朱開溝第四段石刀中居主要地位，這種石刀在李家崖文化中也是常見的典型器：(4)李家崖文化的青銅器，在種類、數量卜比朱開溝的銅器都有增加，但兩者所見的同類器經常相同、相似，或在形制上有密切的關係；(5)李家崖古城址中發現的夯±圍牆房子，與朱開溝五段的房子在形制與結構上均類似：兩者所出的窖穴也相同或近似：(6)朱開溝五段的墓葬均為小型豎穴土坑墓，分佈零散，李家崖墓葬形制與之類似，也承襲前者零散分佈的習俗。因此，他認為李家崖文化遺存與朱開溝遺存是同一文化的不同發展階段（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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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北京大学考古商周考古實習组、陝西省考古研究所商周研究室，<陝西綏德薛家渠遺址的試掘>，《文物》6（1988）：37。
(32) 吕智榮，<朱開溝古文化遺存與李家崖文化>，48-50。
李家崖文化居民流行在墓葬中陪葬武器。含有這些特殊青銅武器的考古文化，廣泛分佈在陝、晉、冀三省之北及遼寧地區：這就是學者所稱的「鄂爾多斯式青銅器文化」或「北方青銅器文化」。李家崖文化中的銅武器，即代表了這種青銅器文化的早期器物。由普遍隨葬青銅武器看來，李家崖人群的武裝化相當明顯。日本學者江上波夫稱這些人是「戰士」不無道理。在商代甲骨文中有「邛方」,指北方一些經常入侵的、與殷人敵對的人群。日本學者島邦男認為邛方大約在陝西北部或河套附近。中國古文獻中，也稱北方一支敵人為「鬼方」；有學者認為鬼方即邛方。無論如何，先秦典籍與甲骨文中商人北方的敵人，正符合考古所見早期北方青銅器文化中以隨葬武器為俗的那些人群。
像李家崖古城居民這樣的武裝化人群，約從由西元前1400—1300年起，沿著今陝、晉、冀三省之北分佈。這種人群的出現及其性質，說明了氣候的乾旱化迫使農業邊緣地區的人群南移。在此山岳地帶，一方面這些人群更依賴畜養動物。為了讓動物有足夠的草食，他們無法在一地居留太久。另一方面為了生存資源，他們經常彼此，或向南方人群，爭奪適於農牧之地。他們因此成為善戰，好戰的武士，也因此成為南方人群心目中野蠻的敵人。
春秋戰國至漢初的遊牧人群
由考古資料看來，由商到西周時期，這些北方山岳地帶的人群都是農牧兼營的。中國先秦文獻中所稱的北方戎，狄，在春秋時代以前主要也是以徒步作戰，與後世草原遊牧人群的騎馬作戰大有不同。因此，無論考古或文獻資料都證明他們不是遊牧人群。但是，西元前1 300-600年之間一連串的自然與人文因素，終於使得晉陝冀三省之北的山岳地帶成為「華夏」的邊疆，而鄂爾多斯及其北方則成為遊牧世界。
遊牧化的過程
草原遊牧的產生與人類馴養草食動物的歷史有密切關聯。尤其是，馬的馴養與利用對於草原遊牧尤其關鍵。馬的機動性，能讓羊的牧養有效率，使遊牧人力得到適當的支配。馬也是作戰與防衛的工具，以保護本身資源並自外獲得資源。其次，遊牧也需要些必要的知識與技術。譬如，任何地區遊牧的產生都涉及人類由吃動物的肉，轉為飲食動物的乳及乳產品。若以動物的肉為王食，人們必須飼養遠超過家庭人力所能照顧的動物群，才能供應家庭的肉食消費。因此，遊牧的產生必然與取乳、製酪，在某些季節將母羊與小羊分離，以及控制動物的生育以配合季節移動等等技術與知識的發明與傳遞有關。
馬的馴養，至少在西元前4000-3500年之間就已經出現在南俄草原。西元前2000-1800年左右，高加索地區的古人群已知將馬作為乘騎。在葉尼塞河流域，屬於Afanasjevo文化的幾個遺址中，也曾發現馬作為座騎的遺跡：這種考古文化遺有的年代，被估計在西元前2500-1700年問（33）。在更接近華北的阿爾泰一薩彥地區，最早馬作為乘騎的考古學證據被斷代在西元前1500年左右（34）。在華北地區’約在西元前1300年以後馬的馴養與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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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A Azzaroli, An Early History of Horsemanship (Leiden: E. J. Brill, 1985), 6-20; Simon J. Davis, The Archaeology of Animals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7), 164.
(34) S. B6kOnyi, "Horse," in Evolution of Domesticated Animals, ed. by lan L. Mason(London: Longman Group Limited, 1984), 168.
才逐漸普遍。雖然殷墟小屯等遺址中已發現馬具及馬車，但在長城以北的中國北方地區’最早的馬具(馬銜、馬鏕)約出現於西周晚期。而且，這最早階段的馬具表現來自北方的文化因素。到了春秋時期，中國長城以北地區的馬具，仍接近南西伯利亞馬具的風格（35）。因此，在長城內外地區，馬被利用為座騎可能要晚到西元前800年左右，此後才逐漸流行。無論是由歐亞大陸馬的馴養與利用的發展序列，以及馬具的型態及其淵源，都證明馬的利用在中國出現較晚，而且深受南西伯利亞草原騎馬文化的影響。
馬的利用加快了文化的流通，最明顯的證據便是以器物上動物紋飾為特色的一種文化傳統，迅速沿歐亞草原及其鄰近地區傳播。在中國北方地區，這就是所謂的「北方青銅器文化」或「鄂爾多斯式青銅器文化」。西元前13世紀時，殷墟文化早期遺存中某些器物，與南俄Karasuk文化中的同類器物也有相似之處。因此，在動物紋飾流行的區域内，任何地域性的技術與觀念都很容易傳佈到這區域內的其它地方。
由目前的考古資料看來，已知最早的遊牧人群，是約當西元前1000年東歐及中亞的一些人群。南俄草原的一些人群，在西元前800年左右也開始過著遊牧生活(36)。西元前八世紀侵入南俄草原的斯基泰人(Scythians)，更是以遊牧著稱。在阿爾泰地區，考古發掘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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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翟德芳，<北方地区出土之马銜與马鏕略论>,《内蒙古文物考古》3(1984) : 33-38 。
(36) Mikhail P. Gryaznov, The Ancient Civilization of Southern Siberia (New York: Cowles Book Co., 1969), 131.
至少在西元前六世紀時這兒已出現從事遊牧經濟的人群(37)。由於地理上的接近，以及這時有南俄草原特色的動物紋飾主題早已出現在中國的北方青銅器文化中，因此草原遊牧的技術與觀念，也可能在此時影響鄂爾多斯及其鄰近地區專化遊牧業的產生。
在這些遊牧條件逐漸具備的情形下，一項華北地區人群關係的巨大轉變，造成北方人群全面的遊牧化。這個巨大的轉變，就是「華夏」認同的形成及強化。這個轉變過程是漸進的。大約是，由於氣候乾旱化，適於農牧的地帶南栘。北方山岳地帶的人群因此畜養更多的動物，並不斷的移動化、武裝化，向南方入侵以爭奪適於農牧之地。如此造成華北沿長城地帶人群間資源競爭關係緊張。為了維護南方資源，由西周到春秋時期，一個以「農業」與「定居」為標記的華夏認同逐漸形成，將住在黃河中下游平原上的人，無論是先來或後到者都凝聚在一起。相對的，北方那些畜養動物的、常遷徒的武裝化人群，則被視為野蠻的異族。商周時人對北方人群的稱謂有鬼方、混夷、犬戎、犬夷、獯鬻、獨狁、戎狄等。這些有「非人類」含意的稱號，也表現出在南方人群心目中他們是「非我族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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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A. Azzaroli, An Early History of Horsemanship, 72.
春秋至戰國時期，在冀、晉、陝三省北部山岳地帶，人群間的資源競爭更趨激烈。不但北方人群南下與諸夏爭此山岳地帶，由於人口增長諸夏對於土地的需求也趨於強烈。華夏以「內諸夏、外夷狄」來強力衛護自身的資源。北方的燕、齊、晉(或趙、魏)、秦諸國紛紛吞併或驅逐戎狄，並建立實質的長城為邊界。被迫北撤的混合經濟人群，進入鄂爾多斯及其鄰近地區。這兒早已不適於農牧混合經濟。在長期的戰爭中，他們習於畜養及利用馬匹。而且，在因生活或戰爭的遷徒中，他們也學會了放棄定居、農業與養豬，過著完全依賴馬、牛、羊的遊牧生業。或者，他們由阿爾泰地區遊牧人群中習得這種遊牧的觀念與技術。春秋晚期，當部分長城地帶的人群仍與華夏爭奪生存空間時，早期遊牧人群已出現在鄂爾多斯。到了戰國時期，由於華夏強力保護南方的農業資源，愈來愈多的混合經濟人群加入遊牧這種生業模式中。
考古所見春秋至漢代的北方遊牧世界
到了春秋晚期，鄂爾多斯及其鄰近地區又出現了人類活動的遺跡(圖五)。而且，只見墓葬，罕見居址。在這些墓葬遺存中，最引入注目的是以草食類動物馬、牛、羊為王的殉牲習俗，以動物紋飾為特色的隨葬青銅器，以及大量的隨葬青銅武器、車馬器及隨身裝飾品。
以殉葬動物的習俗而言，伊克昭盟杭錦旗桃紅巴拉的春秋晚期墓葬中，以動物殉葬之風盛行，其中一墓有羊頭骨42具，馬頭骨3具，牛頭骨4具，及牛蹄骨若干（38）。涼城毛慶溝墓地的79座約當戰國時期的墓中，有殉牲的佔半數以上。殉牲種類有山羊、牛、馬、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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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田廣全，<桃紅巴拉墓群>，《鄂爾多斯式青銅器》，田廣金、郭素新編(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218。
图五 鄂爾多斯及其鄰近地區春秋末至漢代重要考古遺址
單以羊殉葬的多為女性，單以馬殉葬的多為男性（39）。准格爾旗西溝畔約當戰國末至西漢初的墓地中，殉有馬、羊及狗骨。北部玉隆太的戰國墓中，有馬、羊骨殉葬的習俗（40）。烏拉特中后聯合旗的呼魯斯太戰國早期墓葬中，有一座墓共用了27個馬頭骨殉葬（41）。陝北神木縣納林高兔的戰國時期墓葬中，也隨葬有馬、牛、羊的頭骨（42）。
以上這些墓葬中隨葬動物遺骸的種屬或有不同，但大致不外是馬、牛、羊、狗。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一帶新石器時代晚期遺址中常發現的豬骨，此時幾乎消失在墓葬遺存中（43）。在這些墓葬中，也沒有發現任何可稱為農業生產工具如鏟、鐮、錛、杵、臼等物。隨葬陶器非常的少，通常只有一、兩件。隨葬的青銅器以隨身配帶的裝飾品為主，如耳墜、腰帶飾、銅扣、動物牌飾等。另外，武器與馬具也是相當普遍的隨葬品。武器包括短劍、刀、鏃，及可能為武器的鶴嘴斧：馬具有馬銜、馬鏕、節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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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内蒙占文物工作隊，<毛慶溝墓地>,《鄂爾多斯式青銅器》,237—38。
(40) 伊克昭盟文物工作站、內蒙古文物工作隊，<西溝畔戰國墓>，《鄂爾多斯式青銅器》，352：<西溝畔漢代匈奴墓地>，《鄂爾多斯式青銅器》,377；內蒙古博物館、內蒙古文物工作隊,<玉隆太戰國墓>,《鄂爾多斯式青銅器》,370.
(41) 塔拉、梁京明,<呼魯斯太青銅器墓葬>,《鄂爾多斯式青銅器》,223.
(42) 栽應新、孫嘉样，<陝西神木縣出土匈奴文物>，《文物》12(1983) ：24。
(43) 唯一有豬骨隨葬的是涼城飲牛溝，及同地的崞縣窯予遺址。飲牛溝墓葬中，豬骨只出現在15座墓葬中的一座，報告文中稱這座墓中有羊頭骨一、豬頭骨一具、狐狸頭骨四具，但在文後的墓葬登記表中，則記載著早頭骨一，狐狸骨五。崞縣窯予墓地在蠻汗山北麓，25座墓中的17座有殉牲．其冲兩座有豬頭骨隨葬。這兩個隨葬豬骨的例子，很可能表現了區域性的生態特色。涼城地區，事實上是在我們所探討的區域的東北角，與夏家店上層文化分佈的西遼河上游地區很接近。在西遼河上游地區，由夏家店下層到上層文化時期，豬的畜養都很盛行。見，内蒙古自治區文物工作隊，<涼城飲牛溝墓葬清理簡報>，《内蒙古文物考古》3(1984)：27．32：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涼城崞縣窯子墓地>,《考古學報》1(1989)：79—80：靳楓毅,<夏家店上層文化及其族屬問题>,《考古學報》2(1987)：182．86：劉觀民,<内蒙古未峰市大甸子墓地述要>，《考古》4(1992)：306。
除墓葬外，其它遺址非常罕見。毛慶溝出有鄂爾多斯式青銅器的墓地附近，曾發現遺址。遺址中有建築遺跡一處，灰坑6個，以及窯址3處。建築遺跡為紅膠泥夯築而成的硬土面，硬土面上發現有許多被鋸過的鹿科骨料及半成品，沒有灶、陶器等生活設施及用品。與建築遺跡相鄰並在同一層位的灰坑中，也發現鋸過的動物骨料。在遺址高處發現窯址的地方，發現連接各窯的道路面，沒有發現居址遺跡（44）因此這個遺址，應是一個製作陶器及骨器的場所，而非長期佔居的居址。毫無疑問的，留下這些墓葬及其它遺跡的人群，必然某種形式的居住物，以及居留期間的種種活動。但顯然這種居住形式與居留期間的活動，不容易在考古上被發現。很可能是因為製作這種「住屋」的材料是可攜帶及轉移的，或容易腐蝕消失的，居留期間的主要生業活動，對環境所造成的改變非常輕微，而且是可迅速恢復的。這都證明當時人已在一種依賴動物畜養，而經常移動的生活中。
春秋時期盤據晉陝之北的人群，至少有部分是被諸夏稱為赤狄、白狄的人群。他們曾經往東南入侵，盤據在山西、河北太行山一帶，並進入河南，後來為晉所滅（45）。因此，鄂爾多斯及其鄰近地區春秋時期的墓葬，被認為是狄人的遺存。至於清水河至涼城一帶的遊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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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内蒙古文物工作隊，<毛慶溝墓地>，《鄂爾多斯式青銅器》，287-90。
(45) 蒙文通，〈赤狄白狄東侵考〉,《禹貢半月刊》7．1-3(1937)。
人群，以及鄂爾多斯東部的人群，部分可能是史書上记載晉北的林胡、樓煩之戎。晉向北拓土後，與這些人群有了更密切的接觸。進入戰國後，趙繼承晉之北土。趙武靈王二十年(306 B C)，武靈王遣將西略胡地至榆中，林胡王向他獻馬。榆中，即陝北及鄂爾多斯東北准格爾旗一帶。西元前297年，武靈王又「行新地，逐出代，西遇樓煩王於西河而致其兵」（46）：西河指黃河東岸的晉北之地。因此學者們多認為鄂爾多斯地區發現的戰國時遊牧人群遺存主要是林胡的遺存：而晉北至蠻汗山涼城附近的遺存，則為楼煩之物（47）。趙武靈王之父時，即傍陰山築長城，與樓煩、林胡為界，秦惠王曾拔義渠25城，秦昭襄王時(272 B C)滅義渠戎，開隴西、北地、上郡諸郡（48）。昭襄王時所築長城沿神木、榆林、橫山、靖邊、固原、隴西一線。因此，這時所謂的混合經濟人群早巳被圈入長城之內，而長城外陝北及鄂爾多斯地區人群大都投入了專化遊牧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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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史記·趙世家》43／13。
(47) 田廣全、郭素新，《阿魯柴登發現的全銀器》，《鄂爾多斯式青銅器》，350；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涼城崞縣窯子墓地》，78。
（48） 《史记·匈奴列傳》110／50。
長城的建立，與長城外的全面遊牧化互為因果。這個過程可能是：當狄人的生業區被華夏北方諸國佔領時，他們有些往内地流竄，後來被消滅同化，另一部分，則進入農業資源缺乏的鄂爾多斯及其它地區。在因戰爭的流離遷移中，他們能夠移動的財產主要是牲畜，因此他們可能常被迫在一段時間內依賴動物的乳、肉，以及偶爾對其他定居或半定居人群的掠奪為生。這些被掠奪的人群，原來就生活在農業的邊緣地帶，一點點經濟生業上的波動，對他們而言即可能是致命的打擊。因此，當農業獲利不多，而定居所冒的風險過大時，他們的選擇可能是投入南方能保護農業的華夏中，或放棄農業加入遊牧劫掠的人群裡。對南方的華夏而言，人口成長帶來對土地新的需求，他們也需要向北方爭奪邊緣農業地帶，將之納入本身的資源區加以保護。值得保護的，應是農業資源可以預期，而所付出的代價尚可忍受的地區。由於鄂爾多斯及其鄰近地區此時已出現了捉摸不定的遊牧人群，因此即使某些地區或仍然有農業聚落，或其農業資源能支持華夏移民，但要保護這兒的定居聚落已變得非常困難。因此，長城的建立，可以說是北方華夏諸國對於擴張資源的需求，以及保護資源可能付出的代價，二者之中的折衷選擇。長城代表了這時華夏所願意積極保護的資源區的極限。華夏形成與長城建立之後，長城外的遊牧世界也相應的形成。由於遊牧是一種無法自足的經濟生態，因此沿著長城展開數千年的資源競爭與維護的戰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