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一书的评价。
[29] 社会学家金耀基对此有很好的分析。参见氏著"中国人的'公'、'私'观念--兼论中国人对隐私权的理解"，载《金耀基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但是他的分析主要集中于私之作为正当的个人存在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资源的匮乏，以及中国传统文化所讲的"公"的实际的"私"的性质的分析上。其实，对于当代中国来讲、乃至于对于传统中国来讲，公共权力的私人化与私人生活的隐秘化之共同促成的私密化状态，反不为论者所注意。


[30] 流行于1990年代末期的中国新左派理念就是这种背谬政治观念的当下携带者。参见任剑涛：《解读"新左派"》，载《天涯》1999年第一期。以及任剑涛：《自由主义、新左派与现代求知方式》，载《公共理性与现代学术》。
[31] 看看人数多少不一的劳动模范进入执政党全国大会、国家立法会议的状况，就可以理解这种扭曲的公共参与的缺陷。再看看进入国家权力机关工作的机会的不平等分配，也可以理解我们中国的政治共同体对于其成员公平参与的缺乏保障。参见贺卫方：《司法的理念与制度》中对于复转军人进法院的讨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以及苏力：《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对于复转军人进入权力系统的辩护。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32] 看看中国农民的政治参与情形，以及他们在整个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就可以理解这种走势的影响。参见麦天枢：《中国农民：关于九亿人的现场笔记》，三联书店1994年版。以及仲大军：《国民待遇不平等审视--二元结构下的中国》，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年版。
[33] 罗尔斯强调的公共理性的五个层面，都与这两个条件相关。参见氏著《公共理性观念再探》导言。
[34] 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对于公私分化的现代进程有很好的分析，值得参考。前自由主义的公共领域、自由主义的公共领域与后自由主义的公共领域，是一个历史渐进演化的结果。三者之间的关联性是显而易见的。当然三者之间的差异性也同样令人瞩目。对于当代中国来讲，从前自由主义的公共领域演进到自由主义的公共领域，是目前中国公共领域历史演进的现实问题，至于自由主义公共领域的今后演变，则是远期历史的话题。
[35] 参见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1990年版序言，以及第一章"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初步确定"。
[36] 参见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下卷，第71章。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