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层在影视上风靡一时的影片《大话西游》中，我们可以捕捉到一点后现代的“幽灵”。众所周知，吴承恩的《西游记》作为一个传世经典，把孙悟空塑造成一个中华民族的英雄形象，在其中只有他一个人是英雄，其他人不是妖魔鬼怪就是无聊和平庸的神仙，而周星驰主演的《大话西游》，该片中没有英雄，只有小人物—— 现代社会中因欲望和其他需要而挣扎的芸芸众生。也许“现代英雄不再是惊世骇俗的行为，而是分离他本人的欲望并屈从于这种欲望的能力……无论是从马克思那里寻找世俗关怀的证据，还是通过柏格森和尼采进行意义的比较，抑或分离萨特的‘欲望’，现代英雄都无法与传统沟通……这为后现代式英雄涂写提供了便利”（胡大平，2002：309）。
《大话西游》中，没有了唐三藏的紧箍咒语，没有如来佛祖九九八十一难的劫数游戏，他挑衅并解构了传统意义上的师徒、长幼和尊卑关系，现代人成为一种无意识的存在。这里没有神，没有权威，也没有神和权威的指令和意志，这里只有偶然性。唐三藏不再是“有容乃大”“无欲则刚”的圣徒，而是满腹牢骚的凡夫俗子。孙悟空也要伙同牛魔王陷害师傅唐三藏，并偷走了月光宝盒。500年后，孙悟空投胎于强盗头头至尊宝，而后引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故事。最后，至尊宝变成了孙悟空，但他对自己的生存状态极其不满。影片的结尾，孙悟空将他残存的至尊宝的影子化作以为夕阳武士，在对现实彻底失望后，只能构造一个虚构的想象来了却心事，并借武士之口表达对自己生存状态的不满。可以说“‘大话西游’从不代表一种强势语言，但却很好的迎合了消解深度意义的民间心理需求，而这一消解，同时也是解构的过程，巧妙的结合了可笑、荒谬、滑稽、夸张等诸多喜剧要素，达到了对现实与权威的深曾颠覆”（一人独听小城风，2001）。
当下，在互联网上炒得沸沸扬扬的“木子美”现象让我们对后现代性的到来不再怀疑。“木子美”——自称是用身体写作的美女——用文字将自己与一夜情男人的做爱细节毫无顾忌的公之于众，名之曰《遗情书》。在答复一个请求采访的难记者时，她说“要采访我，必须先和我上床，在床上能用多长时间几，我就给你多长时间采访，结果那记者瞠目结舌，尴尬离去。这就是“木子美”的形象。“婚姻是一个很成问题的结构”，“我的爱就像一把米，东撒一把，西撒一把”。这是“木子美”的个性化言辞。
褒扬之抑或贬损之？在众多的评论中，李银河表示，“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道德根深蒂固的社会中，人们的行为模式发生了剧烈的变迁。”我们已经不能简单的用道德与卑俗、贞洁与堕落、崇高与下贱这类话语来指称某个人或某种社会现象的本质。没有永恒的真理性标准可供我们推己及人，以为这是一个“无根的陌生人的世界，没有他者”。存在于网民中的“权利说”、“堕落说”、“炒作说”等等莫衷一是的观点其本身也许就是对“基础”、“中心”、“本质”之类的现代性特点的突破与反叛；“多元的”、“表面的”、“短暂的”、“不确定的”东西正向我们走来。马克思说，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那么是社会塑造了个人还是个人塑造了社会？我们宁愿相信前者，因为从个体化的社会成员的身体、语言和行为方式中我们觉察到后现代性的不速之客已悄然走近。可能它没有按动门铃，但我们却没有权力决定它来去的合法性而只能顺其自然。包容他者，这是当代人应有的胸怀。
四、现代性、后现代性在中国社会的矛盾共生
在我们看来，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并不是时间上的截然划分，而是对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同的社会历史状况和社会特征的概括与表达。二者不是严格的时间意义上的前后延续，而是共时性的类型学划分，后者并不是对前者的否定和替代，二者可以共存与同一屋檐下。“后现代性与现代性共存。二者是一直相连的。”(史密斯，2002：20)
然而，立足于中国社会现实，我们发现这是一种矛盾性共生。之所以用“矛盾共生”而非“矛盾共存”，旨在区分“现在时”与“现在进行时”的区分。所谓“共存”是表达一种相对静止的状态，而“共生”则暗含着在并存的同时有生长、发展的趋势。借用阿尔温·托夫勒的“三次浪潮”理论分析一下上述矛盾共生的假设。20世纪80年代美国著名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提出一个有冲击力的观点：农业文明是人类经历的第一次文明浪潮，工业文明是文明经历的第二次文明浪潮，而在当时已初现端倪的以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是人类正在经历的第三次文明浪潮。据此，我们发现，在我国北京的的中关村及全国许多大城市中的“高新技术开发区”、“科技软件园区”以及充斥街头巷尾的“网络”、“基因”、“软件”等术语，它们代表着第三次文明浪潮的特征。此外，这里还有另人眼花缭乱的街头广告，衣着花哨的“新新人类”、琳琅满目的时尚商品、良莠不齐的摇滚乐以及“九十秒钟新闻，中间插入30秒钟广告，半首歌曲，一个大字标题，一幅漫画，一幅抽象派的拼贴画，一则短讯或计算机打印件”（托夫勒，1984：242）。这是典型的后现代性的特征。
除此之外烟囱高立、机器轰鸣、环境污染严重、事业率攀升这是典型的第二次浪潮的特点。而在广大农村和偏远地区，生产力底下，经营方式单一，重复生产成本高而效率低，这里还处于第一次浪潮的阶段。三次浪潮并存，孙立平教授概括为“断裂的社会”，“就是在一个社会中，几个时代的成分同时并存，相互之间缺乏有机联系的社会发展阶段”（孙立平，2003：14）[3]从社会理论的视角看，可以命之为前现代性、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矛盾共生。具体说来，“神舟五号”昭示中国现代性出现一个高潮，“大话西游”和“木子美”等现象则敲响了后现代性之钟，而广大从村还在通往现代性之路的起点上艰难地蹒跚。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现代性发展还很不充分，中国的后现代性也就不是在现代性充分发展之后而浮出水面的。这不足为奇，因为中国的现代性是后发的现代性。中国的现代化之路是外生型而非内生型的现代化之路，加上全球化浪潮日猛、西风东渐加剧，中国社会便不可避免的出现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矛盾共生的局面，所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中国社会后现代性不是现代性发展的必然结果，但现代性的后果潜在的与后现代性的特征合流。道德真空、信仰缺失、信任危机等等已经很难说是现代的后果还是“西方后现代性影响的结果”。但是，我们应该警惕的是，资源日益枯竭、环境污染加重、社会分化加剧、社会风气日下等现代性的后果正在显露，工具理性的“铁牢笼”已经袭来。这是现代性的代价，而“一切得失的最重要的成因是当事者的选择，以及那些选择制度化结果所导致的相对稳定的社会关系”（郑也夫，1995：2）。乐观的进步主义早已受到挑战，反思现代性和现代性的制度选择已经成为社会学家和社会理论家的强烈呼声。
五、结 论
“神舟五号”与“大话西游”分别是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两个隐喻。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性力量已经式微，而中国的现代性正值壮年，同时后现代性在大众消费、思想文化和娱乐休闲等领域悄然兴起。二者的矛盾共生彰显了中国社会的深层结构性矛盾：在现代性尚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