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春秋时期的借贷
春秋时期仍是宗族统治的社会，血缘观念还较浓厚，商品经济也很不发达，因此借贷虽然在性质和规模上较西周时期有了很大发展，但其缓人之急的救济功能还是显而易见的，许多实物借贷仍不要利息。这一方面因为当时虽已开始礼崩乐坏，但圣人“因其事而制礼，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国也”的保民精神尚未最后消失殆尽之故；另一方面是由于春秋时期列国纷争，卿大夫为了争取民心，巩固统治，满足对外扩张和兼并的需要。
春秋时期国(城)野(乡村)之分还很严重，国中虽杂有异姓异族人，但都是贵族和平民，而且相互间都是姻亲。晋文公围攻阳樊城时，苍葛呼曰：“此谁非王之亲姻”。⒂说明这小城邑都是周王的血亲和姻亲。小城邑如此，大国也类似，国人多是国君宗主的兄弟族属。因此。民间互助互济的习俗依然盛行。韩婴在总结春秋时期“民和亲而相好”的原因说：“古者八家而井田……八家相保，出入更守，疾病相忧，患难相救，有无相贷，饮食相召，嫁取相谋，渔猎分得，仁恩施行。”⒃这种由习俗而制度化的宗周礼乐文化所提倡和加固的影响，在一定范围内依然存在。它是春秋时期的借贷以无息之贷为主的原因之一。
随着“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卿大夫之间展开激烈的火并，为了富国强兵的需要，诸侯国君纷纷向国民施小惠以市大恩，无息贷放成为实现其政治目的的重要手段，这是春秋时期无息借贷普遍存在的又一原因，从《左传》的记载中即可窥其实。
《左传》中有关借贷的记载引录如下：
①晋侯归，谋所以息民，魏绛请施舍。输积聚以贷。自公以下，苟有积者尽出之。国无滞积，亦无困人；公无禁利，亦无贪民。(襄公九年)
②郑子展卒，子皮即位。于是郑饥而未及麦，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饩国人粟，户一钟。是以得郑国之民，故罕氏常掌国，以为上卿。宋司城子罕闻之，曰：“邻于善，民之望也”宋亦饥，请于平公，出公粟以贷，使大夫皆贷。司城氏贷而不书，为大夫之无者贷。宋无饥人。(襄公二十九年)
③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齐其为陈氏矣。公弃其民而归于陈氏。齐旧四量，豆、区、釜、钟，四升为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釜十则钟。陈氏三量，皆登一焉，钟乃大矣。以家量贷而以公量收之”。(昭公三年)
④宋公子鲍礼于国人。宋饥，竭其粟而贷之。年自七十以上无不馈诒也，时加羞珍异。无日不数于六卿之门，国之材人无不事也。亲自桓以下无不恤也。(文公十六年)
我们从出贷的目的、效果和方式等方面对以上资料进行分析。
首先，从出贷的目的看。①晋悼公之贷，是为了休养生息，巩固统治；②③宋子罕与齐陈氏之贷，是为了结国人之欢心，发展自己的势力；④宋公子鲍出贷是想乘当时国君无道，举国不满之机，取而代之。
其次，从出贷效果看。他们的举贷都达到了预期效果，晋悼公安定了国家，宋子罕得以常掌国政，齐陈氏之贷则使国人“归之如流水”，宋公子鲍后来也作了一国之君。这些借贷都是以政治需要为出发点，作为一种收买人心，赢得支持的手段来实施的。如前所述，春秋时期国人大多数是同姓同族人，再加上他们在当时还享有较高的政治地位，有当兵打仗的权力，所以是贵族统治者倚重的中坚力量。国人人心的向背，往往决定着国君卿大夫的成败去留。获得国人的支持，不仅可以保宗固族，更是赢得政治斗争的需要。只有无息之贷才能实现这一目的，倘若施以有息之贷或是高利贷，则绝不能取得如此效果。
再次，从出贷方式看。宋司城氏“贷而不书”，齐陈氏“家量贷而以公量收之”，本身就无偿付出很多，哪里还谈得上取息呢?这或许从反面说明了当时社会上普遍流行的恰是无息之贷，因为只有在无息之贷普遍存在的情况下，无偿奉送才能进一步赢得民心。
春秋时期的借贷虽承西周之传统以赈贫救济的功能为主，但取息谋利的贷放依然存在。上述田氏大斗贷出、小斗收入深得民心，正说明当时以小斗贷出、大斗收入的取息借贷实际上已是一种事实。另外，春秋时乘战乱频仍，“蓄聚积实，如饿豺狼”者大有人在。《国语·晋语》中记载栾恒子“骄泰奢侈，食欲无艺，略则行志，假贷居贿，宜及于难。”这里的“假贷”实际上具有高利贷的性质。
战国以降，商品经济有了很大发展，财产私有进一步深化，贫富分化随之加剧，宗族组织瓦解，血缘观念日趋为实利观念所取代。人们不再讲“亲亲”族属，物欲极大膨胀，“除了儒家以外，绝少言礼”。⒄高利贷的盛行，充分暴露了“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⒅在战国时期不过一句空话。顾炎武在总结春秋战国的差别时曾说：“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战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⒆在这种前提下放贷取利的现象日益发展并兴盛起来。此时“贷”字遂演变为“举物生利”之义。
三、战国时期的借贷
战国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上剩余产品数量增加，商业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金属货币广泛使用，称量货币——黄金在经济生活中居于重要地位。货币的使用推动了借贷活动的发展，货币借贷突破了实物借贷的局限，对于借方来说，他可以用货币购买所需要的实物；对于贷方而言，由于货币的一般等价物的特性和作为贮藏手段的职能，使债主宁愿接受货币，而不愿接受实物，因为实物不便于保存，而货币既可作为财富储藏，又可用于购买另外的物品。所以货币产生以后，借贷规模扩大了，货币借贷成为早期信用的另一种形式。战国中期以后借贷的性质已演变为以谋取利息为特点的高利贷，不仅有称贷之家、子钱家等专业高利贷者，而且有富商大贾兼营的高利贷者。广大民众及部分官僚贵族仰称贷之家而维持生计者大有人在，甚至贵为周天子也曾受到高利贷者的侵凌，“赧王虽居天子之位，为诸侯所侵，与家人无异多负于人。无以归之，乃止台逃避，周人名其台曰‘逃债台’。”⒇可见战国时期的高利贷已如水银泄地，无孔不入。高利贷盛行，符合“出现了货币借贷，随着货币借贷出现了利息和高利贷”[21]这一基本规律。高利贷取代了无偿施与和无息借贷，成为我国封建社会主要的信用形式。
高利贷活动顺利进行的首要前提是有一个借贷双方共存的借贷市场。战国时期，这一条件已经具备。在商业繁荣的都市，云集了众多拥有巨额财富的富商大贾，他们通过“治产业，力工商，逐什二以为务”[22]积累了大量的货币资本，这些资本除用于日常消费、维持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及购买土地外，经营高利贷是一个较主要的谋利手段，于是商人成为高利贷最主要的贷方。《史记·货殖列传》记载有鲁人曹邴氏“以铁冶起，富至巨万……贳贷行贾遍郡国。”一些大地主和封建官僚为谋取暴利，在贪欲驱使下，也纷纷加入放贷者的队伍，成为高利贷贷方的又一来源。封建官府为发展生产，促进商品流通，贷给农民或小生产者生产周转资金，或是在灾荒歉收之年，对无以为生的民众给予钱物上的贷放，这就构成高利贷贷方的第三个来源。战国时期自耕小农构成了社会人口最主要的组成部分，由于饥荒、战乱、暴政等因素的影响，他们的生产和生活常常难以维系。“死者破家而葬，夷伤者空财而共药，完者内脯而华乐，故其费与死伤者钧。故民之所费也，十年之田而不偿也。”[23]迫于生计，只好“行贷而食”[24]，他们构成高利贷最主要的借方。另外，小商人和小手工业者因为调剂余缺，周转困难，以及封建官府在财政人不敷出时，都要向高利贷者借债，他们构成高利贷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