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象牙之塔》之后的又一部社会批评著作。如果说《近代文学十讲》奠定　了厨川白村在日本文坛上的地位，那么，《近代的恋爱观》则奠定了他在日本社会文明　批评中的社会地位。这是一部批评日本旧的恋爱观，而主张以新的观念实行恋爱自由的　书籍。他在这部书中，指出了日本过去恋爱观的偏见、歪曲、陈旧与腐朽，而且认为：　“人的情感，感激，憧憬，欲望的白热化的结晶就是恋爱，恋爱是激发悠久生命力的表　现，而且恋爱并不是为了什么人的利益，也不是为了因袭世代家族的名誉，财产，而是　为了自己，为了把自己的全部抛给自己所爱的人”。(注：《近代文学研究丛书》，第2　2卷，昭和女子大学出版社，1964年，第307，307，307页。)他感慨地说，没有恋爱的　结婚是最大的罪恶，因为“性生活通过恋爱而美化、神圣化的时候，那里才有真正的纯　洁”。(注：《近代文学研究丛书》，第22卷，昭和女子大学出版社，1964年，第307，　307，307页。)厨川白村热烈地歌颂了恋爱的幸福与神圣，鼓励青年，抛开封建的旧道　德，而大胆地实现自己的美好愿望。这部著作一经发表，竟然收到了连作者自己都意想　不到的社会反响，用“红极一时”来形容当时的形势，丝毫都不过分。土田杏村在他的　《恋爱论》中说：“恋爱论如此热心地被我们的社会所接受，其原因之一，确实归功于　厨川博士的著作《近代的恋爱观》的普及”，“博士的这部著作在提倡性的道德与自由　恋爱方面，比任何恋爱论都论述的周到而专心。”(注：《近代文学研究丛书》，第22　卷，昭和女子大学出版社，1964年，第307，307，307页。)直到厨川白村逝世前，他以　英国文学的翻译者与社会文明批评家的双重身份，一直在日本产生着影响。
　　那么，在当时，日本的文艺社会批评家并不止厨川白村一人，何以在这众多人之中，　厨川白村能够窥见当时社会的弊端，并深刻分析社会的发展，而登堂入室呢?这不能不　归于他的渊博的学识与睿智。当历史、社会发生大变动的时期，思维发生多元化趋向时　期，人们可以从不同方面把握社会的动脉，可以在不同的文化积淀的基础上展示人类思　维的多种不同层面及其自身的价值，而有所发现。厨川白村正是处在这样一种历史的变　动时期，世纪末的悲观情绪以及世纪初的彷徨，东西方思维观念的相互交融与文化的汇　合，所带来的必然是一系列的变化，在这样的交替时代，厨川白村冷静而理性地发现了　日本在走向新时代中所存在的问题，也看到了文学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他的学生、东　洋大学的学长矢野峰人评价他说：“白村先生在渊博的知识和广泛的兴趣方面，不如上　田敏，在见识和独创力方面不如夏目漱石，但在社会感化力、浸透力方面比起前两者是　更上一层楼。”矢野峰人的这一评价是恰如其分的。
　　　　　　三
　　任何一位文艺思想家当他面对社会、面对作品时，都要将其与人生紧紧地连在一起，　因为，只因有了人，才有了社会；只因有了人，才产生了艺术。人是构成文艺的核心要　素，而人生又是文艺的主要内容。那么，如何对待文艺与人生的关系，就成为每一个文　艺思想家必须回答的问题。厨川白村并没有回避这一严肃的问题，而是在他踏上社会文　明批评的道路后，将此作为一个主要的对象来探讨。
　　文艺与人生是一个怎样的关系呢?厨川白村在《出了象牙之塔》中说：
　　文艺上的天才，大抵是竭力要将‘人生’这东西，完全地来享乐的人物。袖手旁观的　雅人和游荡儿之流，怎么能懂得人生的真味呢?大的艺术家，既在他的实行生活上，也　显现着凡俗所不能企及的特异的力。有如活在‘真与诗’里的瞿提(歌德)，就是最大的　人生的享乐者罢。看起弥耳敦的政治底生涯来，也有此感。又从哈里斯(F.Harris)的崭　新而且大胆的论断推想起来，则在以人而论的沙士比亚的实生活上，也有此感。去国而　成了流窜之身的但丁，更不消说了。踢开英吉利，跳了出去的裴伦，愤藤原氏的专横，　Don  Juan似的业平，就都有同样的意思的实生活罢。至在艺术和生活的距离很相接近了　的近代，要寻出这样的例子来，则几乎可以无限，他们比起那单是置身于艺术之境，以　立在临流的岸上的旁观者自居，而闲眺行云流水的来，是更极强，极深地爱着人生的。　”(注：鲁迅译，《出了象牙之塔》，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149，145，152，15　3，153页。)
　　在这里，他提出了一个命题，即“人生的享乐”。对于享乐人生，人们有不同的理解　，不同的做法，那么，厨川白村又是如何解释的呢?他认为，歌德是“最大的人生享乐　者”，因为他活在“真与诗”之中；弥耳敦、莎士比亚、拜伦等人也是如此，他们没有　仅仅“单是置身于艺术之境，以立在临流的岸上的旁观者自居，而闲眺行云流水”，而　是将自己置身于“艺术和生活的距离很相接近”之处，来体验生活，观照生活，所以他　们是“极强，极深地爱着生活”。显然，厨川白村在这里所说的“人生的享乐”，并不　是一般意义上的享受，他认为，真爱人生“并非像那飘浮在春天在花野上的蝴蝶一样，单是寻欢逐乐，一味从这里到那里似的浅薄的态度。”(注：鲁迅译，《出了象牙之塔　》，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149，145，152，153，153页。)在现今时代，那种仅　仅为了吃饭而活着的人，就是一个“辩当肚”，因为这种人在现实生活中，虽然用眼睛　看到了生活，但是，却“没有照在心的底里看”，虽然用耳朵听到了一些世间之事，但　是，却“没有达到胸中”，这些人懒散、肤浅，对于人生没有真的热爱，也就谈不到赏　味人生了。所以，一遇到什么事情，便用现成的法则，或者谁都能想到的道理和常识，　来进行判断并去解决。这些人“完全将事象和自己拉远，绝不想将这收进到自己的体验　的世界里去。”(注：鲁迅译，《出了象牙之塔》，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149，145，152，153，153页。)这是因为，他们在匆忙繁剧的日常生活中，已经没有足以宁静的思索来“赏味生命力的余裕了的缘故”，所以，他们对于事物只是从表面滑过去，不做深入地思考。厨川白村认为，这只是一种醉生梦死，决不是“人生的享乐”。
　　而“以观照享乐为根柢的艺术生活，是要感得一切，赏味一切的生活。是要在自己和对象之间，始终看出纯真的生命的共感来，而使一切事物俱活，又就如活着照样地来看它的态度。”他把这种赏味生活比做有如一个人在吃东西，在别人看来，这是味道极其　不好的东西，他却能从中寻出新鲜的味道来。所以，他认为“我以为就是这味觉锐利的　健康人，就是像爱食物一样，爱着人生的人。”(注：鲁迅译，《出了象牙之塔》，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149，145，152，153，153页。)到这里，厨川白村明确地说　，“人生的享乐”就是要以“爱人生”为基础，爱人生的每一天，爱人生过程中出现的每一件事，并能从这每一天，每一件事中，看出人生的真谛。他纠正有人指责一些文艺家是“憎人者”和“厌生家”，说他们正因为对于人生有着深深地爱，一面才有如此的恨与厌，“可爱不胜，可憎百倍”，憎者，不过就是爱的一种变态。不爱人生的人哪里会有爱与恨呢?“倘自以为现世不值半文钱，将人生敷衍过去，以冷冷淡淡地如观路人的态度，来对人生一切现象的人们，或者只被动于外部的要求，机器似的转动着的肤浅　的人们，又怎么会有厌生，怎么会有憎人呢?”(注：鲁迅译，《出了象牙之塔》，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149，145，152，153，153页。)他认为，真正的艺术家，之所以创作出流芳千古的佳作，就是出自于他们对生活的挚爱。由于热爱生活，他们便认真　地体验生活，在生活的甜酸苦辣中，理解人生的意义。所以，他们将文艺与人生紧密地　连接在一起。
　　注释：
　　①《厨川白村全集》，第3卷，改造社，昭和4年，第211，211，2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