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有许多张面孔，为公众所熟悉的是上个世纪60、70年代作为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席卷欧美的女性主义，因此人们往往会将女性主义与诸如“个人的是政治的”、“姐妹情是强有力的”等激进口号联系在一起，并常常由女性主义联想到离婚、堕胎、性革命等词汇。然而女性主义并不仅仅反映了一种政治或者意识形态取向，同时也代表了一种文化和学术思潮。通过对社会结构和文化中的性别不对称现象进行重新追问，女性主义意识到性别所蕴含的权力关系与知识的构成基础之间的内在关联。于是学院派女性主义第一次将性别视角的批判意识引入了学术圈，他们主张性别的文化建构性和知识的社会建构性，并且相信借助于女性主义方法论可以完成对主流性别意识形态和主流知识框架的双重挑战。因此从更广阔的背景上说，女性主义是作为西方反主流文化中的一个分支出现的，它渗透在整个文化领域并以其独特的方法论意义开启了知识界前所未有的性别革命。
 
    方法论的女性主义首先是女性主义的，因此其标志性的特征是强调性别的核心作用，相信社会制度、组织和文化的构成中都具有无法回避的性别倾向，甚至知识的构成和功用也是性别化的。想要了解社会运行的方式、人际关系以及知识的内涵，都必须分析性别在其中发挥的潜在作用。因此运用基于社会性别范畴的性别分析方法，是女性主义方法论的基本原则或工具。女性主义对这个性别范畴进行了重新界定，批判了主流文化和常识中流行的有关性别的生物决定论观点，强调了社会文化在建构性别过程中的关键作用。这一具有社会制度、文化和个体身份含义的性别从此获得了更加丰富的内涵，进而成为女性主义知识批判和建构的概念基础。
 
    对性别的强调还基于这样的判断，即在已有的文化和知识体系中，性别因素被消隐在众多主导性的官方议题当中，尤其是女性和相关议题被长期贬为边缘或无形化，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或者强制性地以男性中心主义的假设和偏见推而广之形成解释，因而造成女性经验和主题的忽略以及结论的扭曲。女性主义试图通过对性别的强调，让那些隐藏的议题重新浮出地表，恢复其本来面目。从这个新的视点出发，女性主义试图构造一个不同于往日图景的新的知识版画。这种知识目标应该与女性主义运动的政治目标相一致，也就是知识的变革应该有利于改进女性自身的命运。因此女性主义方法论的另一个特征是带有很明显的伦理价值取向，公开宣称以建立民主、平等的研究模式和非等级制的、解放的社会为目标。
 
    女性主义在文化领域是以批判的面目出现的，因此其方法论的突出特色之一也是批判性——对传统性别理念的批判、对已有社会理论的批判、对正统知识修辞和方法论原则的批判。这种批判的特色不仅来自他们的政治立场，也来自他们所依据的后实证主义学术传统。库恩以后作为科学公认观点的实证主义知识模式受到了根本性的挑战，以追求价值中立的客观性原则为基础、主客体两分的认知模式为依据的普遍主义知识目标，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怀疑和批判。观察负载着理论，理论负载着范式，范式负载着文化，文化负载着性别——依据这条线索，女性主义关于知识的性别化构成的假说显得顺理成章。主流知识框架和方法论模式中对价值、文化和性别的盲视实际上导致了在普遍性旗帜下男性权威和统治的盛行。因此通过文化建构这一媒介，女性主义方法论很自然地将性别意识形态的批判与知识正统的批判结合起来。
 
    批判当然不是最终的目标，对反身性和知识的情境化的强调构成了方法论的女性主义最有建树性的一部分。女性主义认定官方的所谓普遍知识其实是代表男性霸权和利益的知识，他们倡导从女性自身的日常生活经验入手，从女性作为社会和文化中的“他者”所特有的立场和情境出发，来建构这个世界的知识，应该更少偏见、更加有效。这种被称为”立场论”的女性主义知识模式摒弃了抽象的主体和僵化的两分法模式，研究者被还原为具有情感意志和历史文化感的具体的人，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关系不是分离和对立的关系，而是在共同文化背景下相互支持、互助合作的关系。因此在研究过程中，女性主义方法论强调对知识主体本身不断进行反身性思考，强调研究者尽量避免将自己的意志和观念强加在被研究者身上，避免在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出现等级制的控制关系，营造平等、和谐的气氛，让被研究者更好地发出自己的声音。
 
    为保证这种民主、平等的知识模式的实现，女性主义尝试过许多研究方法和技术。比如一些女性主义者强调“让女人来研究女人”，这种模式可以打破主流社会中女性经常被迫保持沉默或女性的声音经常不被重视的现状，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有更多的共同背景而容易得到沟通和相互尊重。也有人尝试用女性主义运动中“意识觉醒小组”的方法来研究，通过女性之间的诉苦、沟通和交流，把握被主流研究所忽视的女性经验和切身感受。更多的女性主义者对社会研究中占统治地位的量化研究方法进行了不懈的批评，认为这种方法集中反映了实证主义的方法论追求，容易与性别主义形成结盟。因此他们更加倡导质性的研究方法，认为这种方法容易克服等级制和权力控制特征，在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形成平等的参与关系。然而众多争论的结果是，女性主义方法论应该是一种研究的视角，是多元化的、情境化的、开放的、诉诸平等与解放的，因此不能局限于某些方法的运用或排斥，而应该根据具体问题情境来决定运用某种或多种方法，因而方法论的女性主义虽然是批判的，同时也是宽容的。
 
    批判性和宽容性可视为方法论的女性主义的精神实质，事实上也是后现代主义文化得以存在的意义和理由。这种精神气质上的内在联系使得女性主义虽然始终没有放弃启蒙运动的最初理想，同时却也很乐意接受来自后现代主义的批评，并在这种批评中不断修改和完善自己的方法论取向。保持批判性并非象传统知识论那样，试图通过论证在理论上捍卫方法论的权威、并在实践中坚持方法论的纯洁，而是首先从根本上承认人性的弱点、人的情感意志的不可超越性，去除一切诸如中立、透明、纯粹、客观的假设，永远保持一种反身的姿态，在情境化中寻觅来自日常世界的、普通人的经验感受。因此对于女性主义自身原则的不断挑战也构成了批判性的重要部分，包括对诸如统一的女性和性别身份、统一的女性立场和经验的质疑，对于方法论的女性主义中“性别万能”倾向的批判，等等。因此保持宽容性和多元化成为批判得以持续的活力来源之一，没有抽象的、大一统的所谓女性和性别，只有来自不同阶级、种族和利益群体的多样化的女性和女性立场，性别的核心作用只有在特定的情境下才发生作用，并且永远与文化中诸如阶级、种族、权力等其他因素纠缠在一起并交叉起作用。这样，女性主义从女性的代言人逐步延伸到所有追求民主平等的弱势群体的代言人，女性主义方法论从一种性别分析方法取向扩展到基于性别的、反映弱者声音的、消除了等级制和权威的平等研究模式。因此方法论的女性主义在这个意义上也不只代表着一种声音，而是一种开放的选择。
 

   方法论的女性主义对于中国的本土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方面，中国社会经济转型伴随着性别文化的转型，过去视若无睹的性别平等与同一在市场经济时期呈现为性别差异与分化的状态，市场的选择与消费的偏好正将这种带有传统文化色彩的两性差距扩大到令人震惊的地步，女性和性别问题成为这个时代难以回避的社会问题之一。因此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的女性研究一直是热门话题，但由于缺乏社会性别视角，很长时间内曾限于有关女性群体和问题的一般研究，在价值观念和基本结论上少有突破。而自90年代以后受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的影响，又出现了部分学者将性别作为分析女性问题的唯一视角、而没有将女性置于转型社会具体情境中考察的狭隘倾向。因此了解和借鉴作为一种方法论的女性主义，对于中国当前的女性与性别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另一方面，中国目前正处在问题丛生的转型社会，具有各种时代特征的现象和思潮同时出现，这对于社会科学家来说不啻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但是国内社会研究本身也处在一个转型和重建时期，方法论的单一和匮乏成为令人忧虑的问题之一，而女性主义方法论无疑可以为此做出应有的贡献。然而在女性主义研究为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所耳闻或熟知的今天，在主流学术圈内依然还存在一个误区，认为女性主义仅仅是与有关女性群体、女性问题和性别问题的研究相关的，因此它代表的仅仅是诸如社会结构和分层流动等主流话题之外的陌生领域的补充研究；作为一种方法论，它也只代表了阶级分层等基本视角之外的一个补充视角。这种判断所隐含的前提是，在社会研究中包含着清晰的等级排列，其中一些主题或领域是重要的、主流的，另一些主题或领域是附属的、次要的，并且前一种通常与国家、社会等公共组织和制度相联系，后一种通常与家庭、性别等私人领域和活动相联系。这正是女性主义倾城致力于批判和克服的统治逻辑，实际上恰恰违反了女性主义方法论的基本原则。方法论和方法的优劣只能根据研究问题所在的具体情境来判断，而不是先验的。我们只能判断在某些研究目的和问题情境中，某一种或几种方法论的取向更加恰当或有效，而不能离开研究目的与问题情境做出选择和判断。

    另外，作为方法论的女性主义并不限于性别主题方面的独特性，而在于依据这种独特视角所要揭示的世界会是与主流世界相异的另一个图景。例如有学者研究表明，农村妇女记忆中的集体化与官方记录的合作化运动是有差别的，而打工妹眼里的城市化生存则描绘了不同于主流现代化话语的另一幅现代化图景。因此女性主义方法论不仅对于女性和性别问题有发言权，同时也对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世界、对我们惯用的知识模式以及方法论规范有发言权。如果看不到这一点，也就扼杀了方法论的女性主义在社会研究中存在和应用的广大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