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孔墨相对立，老子讲:“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当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当狗。”意思是说自然界无所谓仁爱，圣人对百姓也不施仁爱，就像束草为狗，用作祭物，祭祀完了，就把它丢掉，根本无所谓爱憎。老子认为，培养人的理想人格，不能靠人与人之间的仁爱关系，而应该复归自然。老子说:“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老子否认人为的重要性，认为自然就是无为，这是道家自然原则的体现。

    儒墨强调人道原则，老庄侧重自然原则。先秦诸子各家在激烈的论战中既相互攻击，构建自己的学术观点，同时又相互融合、吸收其他学派的合理观点。如果任何一家将其观点绝对化，就会造成其理论向极端的方向发展。当然，这种背离是正常的，符合人类认识的发展规律。同时，这种背离是短暂的，是中国古代哲学发展的支流，中国古代哲学发展总的趋势是人道原则与自然原则的统一。儒家继承者荀子提出的“化性起伪”说，就是指在自然上面加上人工。后来王安石说:“礼始于天而成于人。”就是说礼义都是人在自然之上附加人工的结果，他主张“以道扰民”，“扰”就是尊重人，因其天性之自然而加以诱导。这就充分体现了自然原则和人道原则的结合。王夫之更是强调:“性日生而日成，习成而性与成。”这种成身成性，循环定性，源于自然(天性)而归于自然(德性)的习性观，进一步体现了自然原则和人道原则的辩证结合。

　　二、个性原则和群体原则

　　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先秦儒墨重视群体利益倡导人要过社会性的生活。与儒墨相对立的是道家杨朱的“为我”、“贵己”说，道家杨朱把个人的生命与社会的利益对立起来，主张“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不一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这显然是避世之士的主张。与儒墨讲的人道原则，提倡人要过社会生活完全不同的是，孟子批评说:“杨朱为我，是无君也。”荀子进一步发挥了儒家关于群体的理论，他指出，人要生活，要假物以为用，必须靠集体的力量。由此进而指出，为了合群，便须有一定的社会分工和分配制度，同时，还要有一定的政治法律和道德规范予以保证和约束。荀子说:“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可见，在荀子看来，礼义等一切精神创造的价值都是为了“明分使群”。当然，荀子当时讲的“群”，实质上是封建的宗法制和封建等级制度，荀子的目的仍然是为封建等级制度进行辩护。杨朱的“为我”当然是片面的，荀子强调“群”是为封建等级制度辩护，也是片面的。

    过分强调个人利益就会发展为杨朱的极端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同样，强化群体利益也会走向虚无主义的道路，进而漠视和束缚个性，最终也会背离人道原则。在儒墨激烈的批判中，道家从杨朱的“为我”、“贵己”说走向庄子的“无我”、“无己”说。后来，正统理学家接过庄子“无我”口号，进一步强化群体意识，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口号，“灭人欲”就要“无我”，“存天理”就是大公而无私。这些背离都是人类认识发展的必经阶段，问题的提出比问题本身显得更重要，对问题的争论会不断地启发人们寻找到合理的答案，先秦诸子各家在个人与群体关系上的争论不断引导继承者去探讨。后来，王夫之说:“我者德之主，性情之所持也。”顾炎武也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可以看出，在明清这些大思想家那里，个性原则和爱国主义精神开始统一起来，群和己是统一的。这也是中国古代哲学群己关系的主流。

    中国古代哲学总的趋势是自然原则和人道原则的辩证结合、个性原则和群体原则的相互统一，这些价值原则和价值体系则是维系中华文化的根脉所在，它体现着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这些价值原则和价值体系始于先秦，特定社会环境为激烈论争提供了必要条件。因此，先秦诸子在价值问题上的论争对中国传统文化起着奠基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