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客家小说　女性文化　个体意识

　　论文摘要：现当代客家小说对客家女性的描写，展现了客家女性在传统文化影响下的婚恋贞节观，集体无意识形成的优秀道德品质，通过对小说的解读，以现代目光审视客家女性个体意识的缺失。
　　
　　现当代客家小说充分地展现客家的地方风情和地域文化，弥漫着浓郁的特定的地域气氛，并为读者提供了显示这一地域文化精神的多姿多彩的艺术图景，从而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客家文化的若干方面。对客家女性的描写，集中展现两个方面：一为愚昧乡村女性的婚恋贞节观，二为知识女性的精神境界，客家女性身上既有传统因袭的婚恋苦难，又有集体无意识传承的优秀品质，本文通过对小说的解读，对客家女性文化进行现代审视。
　　
　　一、传统文化影响T的客家女性婚恋观
　　
　　(一)重学问的择偶观
　　客家文化，本质上传承了中原文化，信奉儒家传统。在客家地区，即便一般家庭，也以能培养出读书人为骄傲和自豪。所以，为人父母者，勒紧裤带，节衣缩食也决不敢在子弟的学业前途方面疏忽大意。这种客家文化进取情怀，张资平在《资平自传》、《脱了轨道的星球》、《冲积期化石》等小说中都有表现。《冲积期化石》中的天厂，就是一位望子成龙的慈父，他为了能让儿子出国留学，实现文化治贫的人生理想，其良苦用心真可以说到了万死不辞的地步。他弥留之际给远在日本求学的儿子留下的临终嘱咐就是好好用功，学有所成之后再回来报答亲恩，还特别叮嘱：父亲死后也不必回家奔丧服孝，“如遗父命，便为不孝”。在这里，孝和不孝的内涵有了新的特定内容。小说中的韦天厂的原型正是张资平自己的父亲——一位中年丧偶，家道中落，但又文明开通，思想进步的穷秀才。
　　在客家人看来，一个姑娘如果能够和一位斯斯文文经由读书走出大山的书生结成佳偶，不啻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因为这意味着其一生的命运将由此发生改变。故在张资平小说中的人物，如黄广勋、谢克欧、刘文如、宗礼江、吕广、吴梅等文化人身份的先生和书生，是小说中最受年轻女性青睐爱慕的美少年。
　　以农业为主要特征的古代社会，女子嫁人，首要选择是“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女子对丈夫具有强烈的依附色彩，这种经济与地位决定的依从关系，导致现实生活中的男尊女卑。客家女性具有独立的经济能力，嫁学问人并非仅仅功利地为“穿衣吃饭”。这里体现的是儒家文化“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的理想，女性的选择更在于社会价值观念的认同。
　　(二)严苛的贞操束缚
　　张资平在小说中也展现了童养媳的悲惨命运。客家人日常所说的“等郎妹”、“细薪舅”，指的就是童养媳。客家人娶童养媳一般是在女婴很小的时候把她抱回领养，婆婆像对待自己的女儿一样调教儿媳。待童养媳稍大，她就成为这个家庭重要的劳动力，必须承担大量的家务活，甚至像成年人一样参加各种生产劳动。张资平作品的意义在于，他对于客家妇女的命运和不幸人生还有更进一步的挖掘和表现。
　　在张资平早期小说中可以看到，20世纪初期，童养媳的风俗习惯在客家人最集中的梅县依然被完整地保存着，而且极为盛行。尽管张资平没有直接描写以童养媳的生活、命运为内容的小说，但作品中许多人物的身份底色却是童养媳，像《冲积期化石》中的刘四妹，三岁就到舅母家和刚满三个月的表弟结婚；《梅岭之春》中才周岁的保瑛嫁了一个三岁多的丈夫；《双曲线与渐近线》中的女主人公梅茵，七岁的时候就被父亲送给了一个商人做媳妇；《性的屈服者》中的馨儿，《最后的幸福》中美瑛的嫂子(在作品中未曾露过面的角色)等也是童养媳。童养媳的买卖是充满着罪恶和血腥的野蛮行为，无视女性生命的独立性及情感选择的自主，其实质是将女人看作个人或家族的私有财产。张资平用写实手法真实、清晰地记录下了历史上客家妇女的不幸。他笔下那些童养媳出身的女性形象，几乎没有一个不是悲剧人物。她们的痛苦与不幸，就是客家妇女的痛苦与不幸；她们的命运就是无数客家妇女不平命运与苦难人生的缩影。
　　青壮男子长期在外谋生，带来的另一问题是，男女之间正当的基本感情需求和原始欲望得不到应有的满足。有的男人一去长年不回，夫妻之间常常音讯不通，夫妻关系名存实亡。有些外出的男人或已客死他乡，或者另娶新妇，另筑家室，也未可知。张资平的一位堂伯父张淑皋就是这样的典型。他因为长期住在日本而另娶日本妇人，重新组织了家庭，结果新妇旧人互相仇视，两方儿女形同敌人。小说《她怅望着祖国的田野》就是以这位堂伯父的生活故事为原型创作的。
　　长期在外的男人，只要条件许可，自然不会拘于纲常名教等道德戒律，而留在乡里的女人却只能苦苦守候，任青春老去，红颜消损。但也有因耐不住寂寞而大胆僭越陈规去寻求个人幸福的女性。在现实中，那些试图超越古老礼制秩序去寻求感情和欲望满足的女性，一旦被“捉拿归案”则身败名裂，性命不保。族人对犯了“罪”的女人的惩处办法是：把女的裸体缚在柱上，任族人鞭打，最后用锥钻刺死她(《梅岭之春》)。如《最后的幸福》里，美瑛不得不屈服于阿和，因为阿和掌握了她和黄广勋偷情的证据，如泄漏出去，后果则如村中邻屋的那个女人，按习惯被捆缚在石柱上，族人都可以提起藤鞭子抽她，恨她的甚至拿锥子刺她。美瑛曾目击过这样的情形，她看见那个女人被残毒的几个老妇人用锥刺得周身鲜血淋漓。同样是出于这个原因，《梅岭之春》中的段吉叔父不得不离家出走。
　　无独有偶，李金发的小说《一个少女的三部曲》亦描写了客家女性所受的贞节压迫。小说揭示了粤东山区这个闭塞的地方，由于交通阻隔，形成独特的旧俗，实行盲婚制度，包办婚姻严重，贞节观念严苛。小说的主人公菊英，16岁被父母媒人包办嫁给患痨病的陈少康。不久，陈少康病逝，留下年轻的菊英守寡。此后，菊英被婆婆视作不祥之物，周围人的目光也充满仇恨，窒息的氛围使菊英不能自由呼吸。终于耐不住跑回娘家，不料却引来大祸。一些好事之徒造谣说菊英是跟奸夫逃回娘家窝藏的，于是三十个男女，甚至藏着铁锥子来了。当躲在邻家的菊英，被一群如狼似虎的“陈姓人”拉出来时，娘家的父老，没有一个敢出来讲一句公道话。菊英被带回陈家，两手被反绑在后面，那些失去人性的暴徒把菊英的上衣除掉，实施暴打。在这个闭塞的山乡，这种野蛮的陋俗被看成天经地义的，那些愚昧的观众竟以此寻找刺激，变态的施虐的快乐。李金发在小说中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闭塞和愚昧，对被迫害者寄予了深刻的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