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客家魂》中，启慧、远晴、萱龄、余恬以及石萝，都是固守爱情的女性。启慧在特殊的年代里，为了保住爱人杨双渔，不惜牺牲自己的幸福，独自承担痛苦，在农村独自抚养儿子，而且从不曾后悔自己的爱情选择，对杨双渔的感情生死不渝。远晴一生等待远离的丈夫，无怨无悔，最后对丈夫的选择表示谅解，还接受了石萝。还有萱龄之于大鸿，余恬之于元戎，都是一往情深，甚至石萝之于启兴，也是不带任何功利色彩的纯粹的爱。
　　她们的爱，无论是对家族，对后代，抑或是对爱情，都是至情至性，默默奉献、牺牲，对家族、历史带来的灾难和苦难勇敢承担。惟其是主动承担，更显示客家女性的坚强和伟大，从而成为文化的隐喻，在精神上起着抗击困难的支持力量。
　　
　　三、客家女性文化的现代审视
　　
　　客家女性身上集中了大量优秀的传统美德，然而将客家女性置于现代位置进行审视，将发现许多不合理的地方。

　　(一)个体生命的存在价值的缺失
　　自古，女性一直处于对象化的位置，是欲望的对象，是审美的对象，是男性理想的载体。她是她之外的一切，女性的这种对象性的地位是由男性造成的，男性将自己的要求加诸女性身上。客家女性身上的种种美德，如母性、独立，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缺乏个体精神，其人生价值在于奉献，在女性的心中有所有，为人女，为人妇，为人母，直至为人太母，唯独没有自我，将自我的价值转嫁到丈夫、后代以及家族荣誉上，实现的自我只是社会角色关系中的自我，是缺乏主体意识的“无我之我”，则个体生命存在价值无从说起，女人作为女人的价佰也无从说起。女件为家族辛劳，在绎济卜是独立的，不是依附于男性的寄生者。然而在社会地位上，虽然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将全部精力用于支持夫家生计，任劳任怨，默默奉献，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却是一副沉重的枷锁，依然是作为男性中心文化的“物”的存在，是作为传宗接代的工具，作为家务劳动的工具。女性始终没有作为历史的主体而存在，只是作为一种客体，一种物，或者说是一种需要而存在于男性社会。
　　即使是太平天国，虽使得女性地位得到提高，像洪宣娇等人，是太平天国的将领，和男人一样承担着攻池掠地、坚守要塞的种种艰巨的战斗任务。但战后，无论是否封了女官，论功行赏，依然是返回家庭。她们只是特殊时期的需要，没有战争则退回家庭，继续作为男性社会背后被置换的风景或者是工具，无法发出一己的声音。
　　《客家魂》中的众多女性，虽然是作为知识女性，自尊自立自强，但是置放在历史文化背景中，仅仅是社会的人，集体的人，固然是一个大写的“我”，毕竟不是自我。她们的生存方式固然是坚强韧性的，毕竟是为了集体的、家族的、他人的，而非女性自身的。女性要脱离这种非主体性的存在方式，就必须去寻找经验世界中的真我，即是建立自我意识，塑造自我。惟其是自觉纳入文化体制中，承担所有的美德，才愈发显得女性角色的沉重；自由放旷的“天放”个性色彩在这群女性身上并不明显，情感压抑在文化与道德之下。
　　(二)爱情婚姻的现世幸福思考
　　女，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1生若太强调对爱情和婚姻的忠贞，则必然陷进男性文化设置的从一而终的陷阱。毕竟女性有权像男性一样发展自我，拥有幸福的生活。在爱情的天地里，忠贞的爱无疑是美好的，但成为一种理念绳索却捆绑着人的灵魂，勇敢地背叛定型的理念，获得灵与肉的自由，这种短暂却真实的爱比长久地在信仰中承受精神的折磨要好。
　　经过十年留学生活，接受过现代科学文明洗礼，有了异质文化作参照之后的张资平，以新文化运动亲历者和先驱者的姿态，对不幸女性命运倾注无限的同情和怜爱，有意识地将它艺术地摄人小说文本，暴露出封建宗法制度的不合理性和罪恶性，显示出作者对客家文化中野蛮残忍的落后成份所持的批判态度，成为“五四”时期国民性批判的时代主旋律中一个响亮的音符。
　　因而，张资平在包括《双曲线与渐进线》、《回归线上》、《圣诞节前夜》、《性的屈服者》、《梅岭之春》、《苔莉》、《飞絮》、《最后的幸福》等小说中，主题重复对“五四”反封建礼教的描写，表现青年男女对婚恋自由的追求，对理想爱情和幸福婚姻的向往，对女性柔弱无依和任传统摆布命运的同情，这些都在当时青年中产生极大共鸣。他的小说曾连续再版，例如《爱之涡流》出版半年就再版3次，《飞絮》不到3年就再版8次，可见其欢迎程度。“五四”时期，提倡个性解放、婚姻自主，冲破封建罗网，张资平无疑是挺立在潮头上的。所以，他的情爱小说受一代青年的热烈欢迎，并产生极大的反响。即便是他的性描写，倡导自然主义，也是一样有惊世骇俗的积极意义。而实际上，他的性描写亦是浅尝辄止，与今天的某些性爱书写小说相比，更是小巫见大巫。
　　张资平一反常规模式，传统文学中的情爱小说流行的是一种“男求女”的模式，双方千回百转终于成功或终归失败，而在他笔下，女性总是主动的、勇敢的，而男性多是被动的、懦弱的。这首先在构思上打破了以往情爱小说的僵死的模式，有新鲜感，为以后情爱小说的构思开拓了一条新的路；其次，这样的描写还具有反封建的色彩，有“开风气之先”的意味。众所周知，男尊女卑是一个旷日持久的社会现象，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女性是最深重的受害者，封建礼教扼杀了她们的爱情幸福，她们被不幸的婚姻残害，被畸形的家庭扭曲，在无爱的苦海里挣扎，在世人的冷眼中沉沦，她们作为“人”的自我价值的实现，自然要比男性困难得多。然而，压迫愈重，反抗亦愈烈，一旦打破了礼教的枷锁，冲破了家庭的罗网，她们将会比男子更为激进，情欲使她们不顾一切，被动的承欢变成了主动的追求。因而，其女性形象便有了冲破封建婚姻的意义。
　　正如钱杏邮所说：“张资平先生的恋爱小说的产生是与他的时代有密切的关系，他的创作的确是时代的产儿。我们只要了然于五四运动以后的情况，我们就可以不加思索地指将出来，张资平先生的恋爱小说完全是五四期间女子解放运动起后必然地要产生出来的创作。张资平先生的创作的内容完全是五四时期两性解放运动的事件对于文学上的反映。”正是在张资平的情爱小说中，张扬了个性，张扬了人的解放。没有个人的自由发展作为条件，人类的自我解放便是一句空话。
　　
　　四、结语
　　
　　客家文化是儒家文化的一部分，客家女性文化也应该属于儒家文化，因而客家女性有着中华民族种种传统美德以及客家女子特有的品性。然而，处于偏远的山区，客家女性所受的苦难与因袭的传统也较多。在当代研究客家女性文化，不应再强调文化传统赋予的女性品德，而是应该关注女性的生存境况，使女性真正具有女性自觉意识和主体意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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