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大众传媒；负面影响；文化批判
论文摘要：大众传媒像一把双刃剑，它积极构建了文化，却又在一定程度上对大众文化产生一些负面影响。这种影响表现为大众传媒有构筑新的文化屏障和话语霸权倾向，有消解文化艺术的个性与深度倾向，有销蚀大众精神活力倾向和一定程度上破坏文化多样性的倾向。
这是一个被大众传媒包围的时代，无所不在的媒体时时处处影响着我们的生活。作为走向全球化、信息化的重要标志，大众传媒已经成为一种难以拒绝的强大力量，正在由表及里地变革着我们的社会面容，制衡着文化。现代传媒为当代社会文化的传播作出了不容置疑的贡献:它借助于科技优势大大拓展了文化空间;它改变了文化的机制，造就了文化产业;它带来了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文化革命，创造了知识民主时代，赋予了每个人获得知识的同等权利;它使得社会大众成为精神文化价值观建构的积极参与者，使大众文化得以迅速崛起;其设置议题的功能、其在娱乐消遣方面的优势，使之具有了对社会的协调作用等等。可以说，大众媒介在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上积极建构着大众文化。
但同时，大众传媒给文化生产并通过文化生产给社会也带来了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大众传媒自身的复杂性使之不可避免地在构建大众文化的同时，也在无形地消解着文化。对其进行“吹毛求疵”式的文化批判的根据就在于“哲学的真正社会功能在于它对流行的东西进行批判。……这种批判的主要目的在于，防止人类在现存社会组织慢慢灌输给它的成员的观点和行为中迷失方向。”对之进行文化的审视与批判，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利用传媒建构文化，协调社会。
大众传媒对文化的负面影响首先表现为存在构筑新的文化屏障和话语霸权倾向。所谓文化屏障，是指大众传媒在促成文化传播的同时，有意无意地阻隔了平等的传播。从这个角度看，大众传媒执行了一个悖论的角色。大众媒介有设置议题的功能，就积极意义而言:受众通过媒介不仅了解社会信息及公众关心的热点等问题，而且根据大众媒介对一个问题或议题的强调，学会应该对它予以怎样的重视。即大众传媒通过新闻等各种信息的选择、解释与评论，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与策略，从而把人们的视线集中到适应当前环境中最为重要的事情或事件上，组合社会的各个部分以应付当前事件的活动。大众传媒激励和动员群众投人当前的事件中，将公众的注意力集中于某些事件上，形成议论中心，提出对策，抵御有碍社会安定的各种威胁;通过解释与评论防止因报道某些事件和敏感问题造成的过度刺激。大众传媒就是通过对特定时期某个问题或议题的特别强调来吸引受众的注意力，从而左右他们的行为，并以此达到协调社会的目的。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大众传媒却可能在实现了前所未有的沟通、传播的同时，又形成诱导受众信息选择的话语霸权，使受众全方位的自由选择权成为一种假相，使有限的选择成为受众的不得已;在公开、透明的前提下，把整个世界无遮无拦地呈现在每一个人的面前，以此来表达其民主、平等、自由的品质的同时，又“过滤”事实，让人们的选择在一种居高临下的既定安排中进行，从而又创造了新的不自由和不民主;为大众创造一个由媒体选择和决定的共同的存在，提供单一的公共体验，从而使人成为一种社会性的存在的同时，却又粗暴地践踏了个人的体验和了解意愿，侵占了个人的情感、心灵的隐秘空间。
大众传媒的话语霸权表现为其单向度的传播模式，传媒与受众之间没有像对话那样的交流回应，造成缺乏沟通的无回应的传播，从而使大众传媒成为“为了沟通”的“不沟通的系统”。而这种“无回应话语”的话语权力，最终只能归属于传播一方，体现出在话语输出上传播与回应不平等的关系。在这样的现实中受者的自由是受到了传者限定的，与传者永远不对等的自由。大众传媒的受众只有收看(听)不收看(听)的自由，而没有要求收看(听)和对等地评价收看(听)内容的自由，没有对答回应平等交流对话的自由。受众不再是接受的主体而成了传媒的附属品。媒体可以通过话语霸权控制和把持新闻热点和艺术潮流、时尚。传媒不断发明新的节目及其符号和意义构成方式，而受众只能不断被动地适应这些新的节目和新的意义方式。
对大众传媒话语霸权的适应和习惯会产生麻醉作用，使受众对潮涌的信息产生麻木感，懒于思考，怀疑能力萎缩，趣味趋同，发现和创造的精神遭到销蚀。多元的大众传媒会因为传播和回应的不平等关系构筑起新的文化屏障。这一倾向的警示绝不是危言耸听:现实中肥皂剧、电视小品、电视音乐剧等新花样的出现，已经在不断地塑造观众，塑造他们的消费习性了。
其次，大众传媒存在消解文化艺术个性与深度的倾向。大众传媒技术的发展使文化的市场突破了狭小的地域限制，实现了对全球的覆盖。文化市场的扩大，文化产品丰厚的利润，大大刺激了文化企业家的投资，从而进一步促进了文化的发展。然而在这个以文化市场为目标，以文化企业为主体的系统中，文化成为一种标准化的、大批量的复制性生产;其产品不再是强调艺术家个人特色的艺术创造，而仅仅被看作即将进人市场的商品，这些商品都有一个共同的品牌叫做大众文化。企业经营模式的介入改变了文化商品生产的最终目的，这个目的不再是满足公众的精神需求，而是营利。“文化产业恶毒地使人体现为类本质”。从这个角度看，大众传媒造就了文化产业的同时也产生了消解文化的个性与深度的倾向。这种倾向在生活和艺术的各个层面已经有所体现。以人的语言、行为和消费品位为例:作为一种符号结构，即使是在一个共同的语言文化圈中，不同的亚文化圈也显示出不同的语言习惯，语言带有明显的文化特征。如对“很好”的说法，北京人习惯说成“特好”、“倍儿好”，东北为“贼好”，湖南、湖北为“蛮好”。而现在全国上下流行说“好好”，时尚习惯消解了区域个性，传媒及其承载物使语言丧失了文化标志的地位。行为是个性的外露，然而，现代传媒通过直接灌输、劝诱、现身说法、引起讨论等等手段，不断以“成功”的名义展开宣传，打造出“理想的”社会行为规范、个人行为规范及生活方式的标准模式。从卡内基成才丛书，到减肥录像，直至恋爱指南，在传媒的影响下，公众会逐渐形成大体相近的消费口味和趋向一致的行为方式。在艺术上，大众传媒带来了文化机制的转变，艺术创造也成为标准化的、大批量的生产复制。本雅明告诫我们注意文化工业下复制对艺术固有性质的改变，它破坏了培育崇拜的社会基础，使得艺术的“展览价值”全面抑制了“膜拜价制”，文化已经不仅是那些可以凝神观照的艺术、宗教等，而成为人们全部的生活方式。当媒介文化产品与其它产品一样进人市场经济的运行轨道时，文化生产者就必须在考虑文化产品应有的社会价值和精神价值的同时，兼顾文化产品的商品价值。当商品化原则与利润目标从物质生产领域蔓延到精神生产领域，乃至个人的精神生活时，在市场权力不断增强的现实语境下，商品性对精神性、超越性的吞食就会使得当代文化渐渐失去在非物质域地跋涉的自觉与勇气:影视剧开播前要疯狂炒作，文稿要标着天价拍卖来引起关注，名著要印成漫画本以满足猎奇欲，“行为艺术”靠哗众取宠大行其道……脱落了精神内核的文化产品在看似繁荣的泡沫中，越来越丧失艺术的个性与深度，与“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这个本想以商品化来推动文化发展的善意初衷背道而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