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多诺和本雅明的区别则在于，阿多诺始终对文化产业和大众媒介忧心忡忡，并反对和否定文化产业，认为它是资本主义社会操纵大众意识形态的工具。而本雅明的理论则不但保持着激进的政治主张，甚至比阿多诺更进一步，对机械复制时代的大众文化做出了全然不同于阿多诺的解答。阿多诺对技术存有疑虑，而本雅明则确信新技术在艺术领域中的运用，不仅改变了艺术自身的面貌，而且将改变艺术和大众的关系。显然，本雅明是以一种更加开放和宽容的立场来看待机械复制时代的新艺术的。他关于艺术“韵味”消失的判断，关于复制技术革命性的冲击以及艺术未来的预言，显然超越了阿多诺精英主义中心化的现代主义美学。

　　马尔库塞(1898-1979)，是法兰克福学派中最重要、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学生。主要著作有《爱欲与文明》、《单面人》、《审美之维》等。早期他追随卢卡契，批判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物化”，但却对马克思的“阶级性”理论持反对态度，认为“阶级性”是抽象的普遍性，未能向海德格尔那样深入到人的存在的“历史性”维度，未能从具体个人的真实境况出发。中期他开始从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转向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的批判。后期他则力图把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相混合，企图建立一种新的社会批判美学。这种社会批判美学立足于人的普遍的人性结构，特别是人的生、死本能结构，一手借助于马克思早期的异化劳动理论，一手接过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美学。他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与病态，全在于它压抑、扭曲了人的本性，造成了人的异化。首先，它批判了资本主义的“消费控制”把人变成了“单面人”。在他看来，现代工业社会推行的“强制性消费”，是一种“虚假的需求”，是不属于人的本性的物质需求。其次，他批判资本主义对人的“爱欲”本性的压制。他认为作为生本能的爱欲，是人的真正的本质，劳动为“大规模地发泄爱欲提供了机会”。但现代工业社会却使人的劳动沦为“工具的某个部分”，“把人的存在分裂为片面的机能”。劳动的这种“非爱欲化”，是对人的本质的摧残。在这里马尔库塞特别批判了‘牲解放”、“性自由”的主张和做法。他分析说，现代技术在削弱了爱欲的同时却加强了性欲，使性自由获得市场价值，造成了虚假的幸福意识。其三，他批判资本主义滋长了“攻击性罪恶”。现代工业社会由于压抑爱欲，必然有利于人的攻击本能的发展，使整个社会变成一个“攻击性社会”。他对艺术和审美的探讨是在对晚期资本主义文明进行全面批判的基础上进行的。由此出发，他非常强调艺术和审美的政治和革命功能。在他看来，审美和艺术是消除异化、超越现实的心理、本能“革命”的最重要途径。越到晚年，他越把“审美之维”年当成政治革命的最重要的一维。

　　阿多诺和哈贝马斯经常意见不和。哈贝马斯同意马尔库塞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但得出的是不同的结论。他认为既然技术科学变成意识形态，国家通过意识形态控制社会的一切方面，因此“重新组织经济既无必要，也不可能”。哈贝马斯抛弃了马尔库塞对自由主义的排斥。他主张，激进的政治选择只能建立在实现自由社会的基础上。自由主义重视个人的权利及其对理性的鼓励，是社会进步的具体表现。哈贝马斯(1929—)，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领袖，是二战后成长起来的德国美学家，主要著作有《知识与人类旨趣》、《文化与批判》、《论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交往行为理论》、《商谈伦理学诠释》等。哈贝马斯继承启蒙理性的事业，他坚信现代性远远没有终结。他通过提出一个总体性交往行动的理论，力图为现代性找到一个坚实的规范理论。他对法国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回击，清楚地表明了他对交流理性建立的信心。他承认，资本主义社会充满危机。他把危机分为四类，经济危机，理性危机，合法性危机和信念危机。马克思对经济危机作出过满意的分析，哈贝马斯的分析主要集中在非经济性危机上。他不赞成阿多诺等人对启蒙以来思想传统的颠覆，强调人们在合理的社会交往中互相理解。同时，他也不同意法兰克福学派其他成员对“工具理性”的拒斥立场，认为关键在于使科学和人性互相沟通。他认为人类有三种利益，即技术利益、实践利益和“解放的利益”。而解放，即指“没有控制的交往”。因此，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是交往的理论，而不是马尔库塞的心理理论。社会交往理论的初衷是解决社会危机，哈贝马斯把交往理论视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认为规则、语言和交往合理性是交往活动的三个要素。“交互主体性”决定交往活动，“理想的交往行为”是在没有任何强制条件下的平等、自由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