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是对大众文化的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大众文化是一个具有幻象性、操纵性、齐一性和非大众主体性等特征的文化现象表达，并借助于现代科技手段进行大规模复制。阿多诺从商品拜物教出发，认为现代社会里，艺术作品被偶像化为文化商品；艺术享受则倒退成为消费和消遣，这在实际上已经构成了一种新型的现代社会功能的转变人手，认为由于批判功能被取消，大众文化追求的不再是知识和社会责任，而是剩余价值。同时，公众间的公共交往也被同质化的个人接受行为所取代，社会又回到往昔的一盘散沙状态。

　　第三是对文化工业的批判。因为大众文化本身“是一种综合性的混合物，这种杂烩是从上面被玩世不恭地强加给大众的”，所以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后来用“文化工业”概念取代了“大众文化”概念，以显示大众文化的欺骗性和操纵性等特征。他们认为，在机械复制时代，由于技术对艺术的介入和僭越，艺术失去了它一贯的个人技巧化的“光晕”，而文化的商品化又使艺术一点点地丧失了独立自主性，陷入到“他律”的野蛮束缚中。当艺术品的使用价值被交换价值所置换以后，对艺术的享受也就随之被对交换价值的“崇拜”所代替。这样，艺术生产便以追求经济效益和商业利润为目的。为了实现资本再生产，现代社会的文化大量宣传和制造某些“虚假需要”，使他们看不到自己在社会改革中的客观利益，而在休闲和消费的快乐之中认同这种生活方式。卢卡奇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使人成为资本无限统治的工具，从而导致人的全面异化。而大众文化正是这种统治的有利工具，从而使人类陷入深刻的文化和信仰危机，最终发出不能承受生命之轻的痛苦呻吟。

　　三、日常生活人道化——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如果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揭露、批判当代资本主义异化现象时，表现出一定的革命性的话，那么，当他们进一步分析产生异化的根源时，难免矫枉过正。他们脱离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抽象地谈论异化，并错误地把产生异化的原因归纳为科学技术进步、物质资料匮乏、人类生存状态等，这就如同医生看病时，描述对了病症，却找错了病根儿，当然也就无法开出对症的药来。这不仅消解了他们异化理论的革命性，而且在客观上起到了为资本主义制度开脱罪责的作用。因此，尽管他们提出了许多异化理论，涉及政治、经济、消费、社会关系、日常生活诸领域，但总给人以隔靴搔痒、未能切中要害之感，无法为人们指出一条正确的消除异化之途径，这也是我们不能够苛求的。

　　人类被异化如果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事实，我们却无须像阿多诺那样悲观，我们会慢慢发现日常生活的人道化就是这种人性出走的回归。在经历了“人的空场”之后，人们开始追求带有合人性的质感的生活——审美生活。因此此前热闹一时的“日常生活审美化”就带着颠覆者的优越姿态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人们开始让日常生活“为我们而存在”。审美生活从贵族的神坛中走下来，正以平民的表情拓宽到整个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