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无法否认亚里士多德所言历史与诗(文学)并不相同的正确性，正如我们不能强求散文千篇一律地传达出转型期现实正对我们进行演变的实质。但是，怀旧式散文审美价值上的虚弱正在说明它根底上的背逆及生命力丧失。在数量众多的怀旧式的散文之上正大浪淘沙般遗留出另外几种品格的散文，如文化散文、旅居散文、生活散文、生命意志派散文等。

　　怀旧式散文的失败为其哲学基础早已决定，它的哲学基础是保守、消极性的自然主义。自然主义当为卢梭提出，其时是以“天赋人权、主权在民”为口号，意在追求人的平等、自由与权力，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可以说是其结果。怀旧式散文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是对“进行时”现实的背叛．其致命的错误在于面对的并不是卢梭那个时代的现实，而是20世纪末中国向现代化激进的时空。在现代化进程中，千年传统所形成的心理定势．会在每一次向前的启动中进发向后移动的惯性，使人怀恋追忆逝去的一切。同时转型期现时所造成的情感疏离，价值滑坡，深度平面化也再一次刺激了心态的失衡，从而向后逆动。这些都可理解。怀旧式散文的存在具有现实的合理性。但是，它毕竟是一曲勒时期里对昨日之梦的挽歌，醉心吟唱的时间已然寥寥，掩耳盗铃式的姿态只是一场胆怯而懦弱的自欺。

　　怀旧式散文作为当前散文的一极无可厚非。只是它嘁嘁喳喳婆姨般壮阔浩大的声势却令人厌腻和警醒。才情的误用和生命的虚耗一样都是场悲剧。时光无情，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它无时不对纷纭的世相嘲弄和攻击，到最后只有少数才会留下一抹光彩。文化散文、旅居散文、生活散文与生命意志派散文正是在审美的时空中恰当定位而孤标做世、陡然屹立。

　　这里说的文化散文以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和李辉的散文为代表。《文化苦旅》多是就走过漫漫历史的“遗留物”表现出一种诗意的、深沉的感悟，其着眼点与其在岛族千年时空中某些现象的、性格的、精神的缺失，不如说在流贯古今的文化。《文化苦旅》不仅胜在诗意、雄浑、深沉，更胜在它寄存于作家心中的无形的眼睛，这只眼睛从现时看到过去，又驾临空中，以一”的神态若有若无地洞察了一切。李辉的散文多写“文革”时期的政治家、文人，但决非传记，而是在描述他们相互间的关系以及人与时代、现实间关系中推想、刻划一颗颗烧灼的灵魂，最终却落入对文化的反省，在文化中不同的时空只是个递变性的突起点，它们对文化起不到决定作用。所以文化散文所着意的“文化”不仅源于转型期给作家带来的思考，而且直接以转型期现实为结果。其“历史”性的内容并非怀旧式散文可以相比。

　　旅居散文完全是新时期的新生儿，它多写国外生活。异域情调弥漫其中，但决非存心展览，而是员魂在开放期文化碰撞中的阵痛反应，它是转型期生活的艺术折射。

　　生活散文，主要指报纸副刊上发表的反映市民生活情调的散文，如《海南特区报·人生百味》等。这类散文微笑着写生活的闲适和自得，而且都有一种温润惬意的味道。它们十足地反映了都市人的心态。一方面他们已达到了经济富足，在舒适的生活基础上细细玩味着人生，所以那些琐碎的生活枝节都有一种亲切的色彩。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一些市民的浅薄和短见，现代化所带来的阵痛已为他们忘却，新生活的曙光使他们适应、满足，或者说现实中的裂变已为他们忽视、忘却，自身达到一种幸福的麻木状态。生活散文恰如硬币的两面，既反映了都市人的进步和成功，也反映了“知足常乐”的千年传统在他们心理上的积淀。

　　生命意志派散文，以张承志、周涛、张炜为代表。富于哲合忍耶精神的张承志与描摹骏马骑手与莽苍草原粗犷原欲的周涛一样高扬着飞动生命力的战旗，而张炜一篇《感动的能力》同样令人久难释怀。他们探索的是本真，抒发的是冲动的原始生命力，高擎的是理想。生命意志派散文是对转型期现实的拔乱反正，是在失去价值、精神、意义、终极的时代狂烈地鼓动价值、精神、意义和终极。他们给晕头转向、心理失调的人群重新树立起信仰、虔诚和追求。

　　但令人遗撼的是这几类散文在90年代散文群落中数量并不众多，大量的报刊依然津津有味地为怀旧式散文大开绿灯。我们并不想对怀旧式散文硬下禁令，因为文学自有其内在规律、裁定并完成其“生态系统”的平衡。只是怀旧派散文对当前文化建设的作用令人不得不在理性上去评析。由此，笔者不禁想起美国社会人类学家奥本格的名言，他说文明是以总体性的方式演进的。在其演进过程中，文明的各部分应协调一致。这样，其合力才巨大。然而，各部分若相互逆反，就会形成“文化滞差”，其合力的消减后果将无法预测。无怪乎杨子敏早在1994年散文研讨会上就提议，当前散文应注意其阳刚性质的维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