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一生坚持无神论的立场，其无神论思想形成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幻，但是他用来反驳和否定有神论的理论武器主要还是西方近代发展起来的科学。胡适说:“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胡适说:“但在今日的中国，在宗教信仰向来比较自由的中国，我们如果深信现有的科学证据只能叫我们否认上帝的存在和灵魂的不灭，那么，我们正不妨老实自居为‘无神论者’。这样的自称并不算是武断，因为我们的信仰是根据于证据的。等到有神论的证据充足时，我们再改信有神论，也还不迟。"[3〕胡适在一篇文章中指出:“科学的发达提高了人类的知识，使人们求知的方法更精密了，评判的能力也更进步了，所以旧宗教的迷信部分渐渐被淘汰到最低限度，渐渐地连那最低限度的信仰—上帝的存在与灵魂的不灭—也发生疑问了。”正是科学逐步占领了佘教和迷信的领地:“近世文明仗着科学的武器，开辟了许多新世界，发现了无数新真理，征服了自然界的无数势力，叫电气赶车，叫‘以太’送信，真个作出种种动地掀天的大事业来。"[4] (P1- 25)在20世纪20年代的科学与玄学的论战中，胡适坚决地站在科学派一边，并建立起他的科学的人生观理论。胡适的科学的人生观理论的目的，在于“建立现代科学生活的新信仰与新意识形态，用以改造社会，再造文明’'[5](P200-214)。胡适这种依托科学反对有神论的文化态度，和20年代中国社会上的反宗教运动尤其是反基督教运动，在文化潮流上是相呼应的。胡适把科学和基督教之间的关系理解为一种对立和破除的关系，在五四时期中国的知识界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由于没有认识到基督教在促进科学发展过程中的作用〔6]，从而把科学和基督教对立起来，胡适对二者之间关系的处理不免有些简单化，带着那个时代的历史局限性。
与对待基督教的态度不同，胡氏一开始就对佛教抱着一种否定和排斥的态度。佛教作为一种高级形态的宗教，具有精深的教义，其哲学思想也十分深奥。但是作为一门宗教，佛教的精深教义和独特的名相分析与中国的普通老百姓实在相隔太远。佛教强调方便说教，对于普通的信众它往往突出宜扬因果报应来吸引信徒。因此，在我国的普通百姓中间，佛教往往被庸俗化为偶像祟拜，与迷信和泛神崇拜棍为一谈，常常神佛不分。在早年胡适的家庭中，女眷都是深信神佛的，不仅是自己念经拜佛，而且经常给胡适等人讲说目连救母游地狱、观音出家修行等故事。胡适看了《观音娘娘出家》全本连台戏，脑袋里装满了地狱的残酷景象。胡适的母亲也信佛，依照家乡的风俗习惯，胡适的母亲曾把他许在观音菩萨座下做弟子。有一年，胡适生病了，母亲又烧香许愿。地狱、念经、生病之后烧香许愿，这就是佛教留给早年胡适的印象，也引起了胡适对佛教的反感。佛教自身的庸俗化和迷信化，是促使胡适怀疑和否定佛教的一个重要原因。
胡适尽管否定和排斥佛教，但并不是就没有受到佛教文化的影响。恰恰相反，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在胡适的文化思想世界里，含有佛教文化的积极因素。胡适在致周作人的一封信中自称为“多神信徒”。胡适说:“我的神完里，有三位大神，一位是孔仲尼，取其‘知其不可而为之’;一位是王介甫，取其‘但能一切舍，管取佛欢喜’;一位是张江陵，取其‘愿以其身为膝荐，使人寝处其上，搜溺垢秽之，吾无间焉，有欲割取我身鼻者，吾亦欢喜施与’。嗜好已深，明知老庄之旨亦自有道理，终不愿以彼易此。‑[7](P284)从胡适的夫子自道可以看出佛教文化对胡适的影响，“但能一切舍，管取佛欢喜”，以及“吾亦欢喜施与”正是佛教文化中的有益成分为胡适所吸收。在致钱玄同的信中，胡适说:“佛教是一种消极的人生观，但积极的人，如王荆公、张江陵之流，也可以从佛教寻出积极的人生观来。"[7]}})在佛教文化中，胡适所吸收的是“舍得”和牺牲精神。胡适曾经改写《西游记》的第八十一难，写唐僧取经归来，把当日想吃唐僧一块肉延寿三千年的一切冤魂召请过来，自己动手，把身上的肉割下来布施给他们吃，一切冤魂都得以超生，唐僧的肉布施完了，自己也得以成为正果。胡适说:“如此结束，最合佛教精神。”胡适还说:“我受了十余年的骂，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有时他们骂的不中肯，我反替他们着急。有时他们骂的太过火了，反损骂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们不安。如果骂我而使骂者有益，便是我间接于他有恩了，我自然很情愿挨骂。如果有人说，吃胡适一块肉可以延寿一年半年，我也一定情愿自己割下来送给他，并且祝福他。"[7](P45)这是胡适的自我写照，也是胡适接受佛教文化中的牺牲精神并加以改造，从而建构自己的人生观的一个证明。胡适一生著作等身，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引进学理，传播新知，整理国故，再造文明，一生致力于新文化的建设，在学术和思想等方面作出了极大的贡献。这是和胡适吸收传统文化包括佛教文化中的积极因素有关的。
在文化和思想上，胡适和佛教之间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他的禅宗史研究。胡适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以非信仰者的立场，用思想史的眼光、历史学的态度和方法研究禅宗史的学者。胡适在完成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之后，即开始着手中国禅宗史的研究。胡适研究中国禅宗史主要有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2p世纪2p年代初期到抗战前夕。这一时期他撰写的禅宗史的重要著于肺.:《从译本里研究佛教的禅法》，《菩提达摩考》，《坛经考之一(曹溪大师别传跋)》，《神会和尚遗集》，《禅宗在中国的发展》，《记北宋本的(六祖坛经)》，《跋日本京都挥川兴圣寺藏北宋惠听本(坛经)影印本》，《楞伽宗考》等。胡适研究禅宗史的第二个时期是2p世纪50年代。这个时期他先后撰写的著作有:《朱子论禅宗的方法》，《六祖(坛经)原作(檀经)考》，《禅宗史的一个新看法》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