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生活中的道德难题的存在使我们不得不聚焦于我们的学校道德教育。学校道德教育本身肩负着社会性功能，承载了围绕一个社会特定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开展的责任。在一个一元价值社会中，学校道德教育有其主导价值体系的支持，而在一个多元价值社会，以往主导价值的传递已经无法适应社会发展需求。学生所面对的是合理存在的多种文化、价值观，传统价值大厦的崩裂，价值地带的真空使年轻一代面临的是道德选择的困惑及价值取向的迷茫，但多元价值社会中道德价值观念的选择却又是每个人生活中不可回避的问题。人类道德生活的实现有赖于每个人对自我选择的反思与负贵。因而选择不该是随意性的、直觉性的，要依据一定的价值评判标准，这种评判标准不应是外界给予个体的规范准则，因为没有任何一种具体的规范准则可以指导我们在变动不居的生活中如何去生活，这种标准来自于个体道德理性的运营，是在以实现自我存在价值与追寻道德生活为最终目的，对外在一切价值观念进行探究与考量后做出的，惟有如此，才能真n理解各种价值观念的内在尺度，并对其进行一定的修正与创造进而指导自己的生活。道德教育无法去教导个体如何引导自我，但培养个体质疑、探究一切现有观念的精神却是道德教育不可推卸的使命，因而，道德教育视阑中的道德理性的核心意义在于批判探究。人类社会本身正是在不断挣脱旧有观念的束缚、批判现时的观念的错误中演进发展的，而始终贯穿这一演进历程的正是批判探究、洁问一切的精神。从古希腊到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历史证明人类只崇信自己确立的价值信仰，也只有这种信仰才能成为驱动人们自律的永恒力量。斯坦利·本在《自律的条件》中认为，自律必定与评价和批判相联系。这种道德理性的获得使个体在芸芸选项前不再因为失却了外在的道德标准而仿徨失措，无所自处，它使个体的选择有了自我依据，自我价值得以展现。

　　四、我国学校道德教育对个体价值的漠视

    不可否认个体道德理性的缺失从一定意义上讲是当前社会压力和社会期望的产物，但我们更应该看到我们的学校道德教育在这个问题上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这种缺失理性的任意性思维模式从某些意义上说也可能是以往道德教育的不道德性所造成的后遗症。以往我国道德教育的确培养的是一代代中规中矩的统一的“社会零部件”，我们无法从中找寻到对个体的关注，只能看到对个体价值的漠视，对个体特性的压制。

    (一)教育的功利性目的使个体失却了对道德生活的追求与向往。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使人能够成为人但由于社会历史环境的影响，我国教育始终带有浓重的功利性色彩，这种功利性不可避免地波及到道德教育。建国初，在一片“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中，教育成为政治教育的代名词，一切以政治为木位。教育具有浓重的功利色彩，急切地按照社会的需求、政治的需要去培养“忘我”的服从者，社会、国家高于一切，个人永远要服从集体，教育变为宰制人的思想，控制人的观念的“工厂‘”。道德教育在狂热的政治信仰中被彻底放逐了。这种功利性的道德教育完全抹杀了个体价值，忽视了个体诉求。民主成为形式上的民主，思想的界域里依然充斥着暴力。在这种思想暴力中膜拜和遵从就是全部，个体完全忘却了自身的需要，也忘却了人生活的最终追求—和谐美好的道德生活。改革开放后，虽然提出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但物质对感官的刺激使得经济利益的最大占有成为人们生活的目标，知识科技带来的经济腾飞让人们迷失在物质的世界中，教育也在这其中遗失了其最为根本的目的—使人成为人，而只是成为传递知识的工具，知识多寡成为衡量人价值的，，个重要尺度，一个人的价值可以通过各类考试分数进行量化。刚刚走出政治附庸的阴影的教育却迷失于物质世界当中。物质世界的诱惑使人们忘却了对自我精神的关注，教育的功利性使道德教育失去了其应有之义。

    (二)传统道德教育单一的教学方法与内容使个体疏离了生活，如人瓮中，失却了自由选择的权利。以往我国学校道德教育重知轻行，一味采用灌输方法进行教学，内容也大都是一些枯燥乏味的道德规范、理想纲要。强制地向个体灌输统一的必须服从的道德准则，只会使个体对这些信条产生非理性的“信仰”。这种通过外力灌输而非个体自主选择的“信仰”可以让个体拥有归属感与责任感吗?这种道德教育脱离了生活，脱离了时代，将个体与外界完全隔绝，如人瓮中，简单的道德规范传授可以应对生活中万千气象吗?没有提供选择的教育如何能让个体在现实中去自如选择、甄别道德价值?这种情况下的个体只是在一种封闭的环境中机械运作的道德规范记忆的机器，也就不具备客观对待其他文化、价值观所应有的一种宽容、审慎的态度。个体在灌输中失却了选择的能力和自由。道德教育的灌输方法用一种不允许怀疑信仰的正确性的方式来传递信仰。麻木不仁的道德知识接受者没有自身对道德规范、道德价值的理解，没有自身的道德情感体验，就不会有意志去支撑其进行道德践行，这样的道德教育只能培养理论上的伟人，行动上的矮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