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样的事实，波德里亚认为“支配这个世界的不再是上帝，是我们自己的感觉器官”[4J，卡林内斯库则认为，“从心理学上看，很显然，是大众媒介导致一种典型的旁观者的被动状态:你只要打开电视，眼前就充斥着无穷无尽的经过技术上预先消化的影像(它们不需要你做出任何努力去理解)。而且如我们将会看到的，与浮浅性相结合的被动性是滋养媚俗艺术』L}态的重要条件。”ts」卡林内斯库赞同麦克唐纳的意见，认为媒介直接促成了一种完全“同质化的文化”的出现。“这种同质化反映在一种现象中，这就是，年龄、知识和社会地位的区别变得无关紧要。相当一体化的受众已经出现，他们的趣味和情感需求被大众文化的技术专家们高明地操纵。" [s} ( P_ 276)中产阶级在文化趣味的欣赏导向上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中产阶级作为社会中物质和精神都比较优秀的一个特殊的阶层，他们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同时物质财富的丰富也使得他们有较多的时间来寻找文化的消费。现代传媒也力图通过传媒的强势语言来塑造着这些“成功人士”，但是他们的文化消费也纳人文化工业中去了。他们一方面领导着消费潮流，一方面也逐渐陷人他们自己领导的潮流之中，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悖论，真正的自由选择对他们来说也还是不存在的。
同样，麦克卢汉“媒介即信息”也能给予我们很大启发，麦克卢汉认为，媒介对人类的意义不是媒介传达的信息本身，而是媒介本身的价值，媒介在很大的程度上改变了人对外界的感知方式。在大众文化的时代，传媒对文化工业有一样的利益要求。传媒给人的不是多种的选择，大众传播的向度是单向的，传媒总是强势的。传媒似乎也在和大众进行着对话，但是这样的对话显然是虚假的，这种对话的目的终究还是把大众纳人设定好的圈套之中，真正的对话总是不在的。人的内省在光怪陆离的生活中失去了可能。大众似乎是在自由的选择，但是这选择真的是自由的吗?看似自由，实际上还是在文化工业和现代传媒提供的产品中选择。
霍克海默、阿多诺对大众文化是批判的，在他们看来大众文化本质上是商业生产的延伸。阿多诺认为“艺术不可能像商品那样完全用于消费”，[6〕文化工业的产品不是艺术品，是为交换而产生的商品，实际上并不能给予人真正的精神享受和愉悦，只是为了满足人的消费意识而生，消费者得到的仅仅是一些虚假的满足感。他们认为大众文化的商业化导致了同质性，文化都是相似的。同样，本雅明认为随着技术文明的发展，艺术产品也进人了机械复制的时代，真正的艺术产品消失了，复制已经使现代艺术失去了它原有的价值。“由对艺术品的凝神专注式接受转向消费性接受”。〔’〕在对通俗音乐的分析中他们指出，通俗音乐的标准化已经成为一种模式，没有给人自由创造的空间。它面向不成熟的人，这些音乐表达不是个人的真实情感。当音乐的旋律成为不断的组合排列，音乐成为不断的重复时，音乐已经不是独特的，通俗音乐的流行化就是满足了大众对音乐的消费需要，同时音乐制作者也迎合大众的需要，他们总是能够不断的迎合大众消费需要的空白点。而流行的暂时性也决定了流行成为经典的困难。霍克海默、阿多诺试图从对电影的分析来找出大众想象力的缺失，在他们看来，文化消费者的想象力和自发性的渐渐萎缩，是电影本身抑制了观众的创造力。观众很容易在电影带来的纷繁信息中迷失自我，电影内容的稍纵即逝也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观众无暇去思索，他能做的也仅仅是尽力去捕捉下一帧画面。
霍克海默和阿尔诺同时认为大众文化的明星效应实际上导致了人失去个性，使人依附明星，人们依附明星，面对着明星的灼灼光环，在文化工业的操纵下，大众能做的仅仅是膜拜，何谈对明星的反思呢?剩下的仅仅是崇拜，大众从根本上失去了反思的能力。而追星族的狂热证明了这种观点所言不虚。
文化工业和文化媒介力图塑造文化产品的文化意味和高端价值，并通过日常广告来强化大众对文化产品的认同。广告中反复出现的生活场景虽然纷呈多彩，但是潜在的意味在本质是一样的。它们传达的是一种高于日常生活，但和日常生活又不完全脱节的生活。这种意向的传达是通过特定的文化符号来实现的。而这些文化符号的最终目的就是让大众对其崇拜和模仿，大众虽然不能过理想的生活，但是通过对这些商品的消费能够获得同样的满足。但，对这种高标准的崇拜会使得大众失去自己的个性，大众在对这些文化符码崇拜的同时显示了文化工业的施虐性:不允许个体的发展。文化市场的多样性是表面的，表面的多声喧哗和大众狂欢，实际上都是遵循着同样的潜规则。表面上给了大众多种选择，实际上选择只有一个，那就是对文化工业产品的认同。
同样，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性也决定了产品的灌输性。需要认识到，大众文化的命名本身就是极富于意识形态性的，它是文化工业和统治者意志的(隐性)表达。雷蒙·威廉斯曾尖锐地指出，大众文化不是因为大众，而是因为其他的人而获得了其身份的认同，它仍然是带有两个旧有的含义:低等级的作品(区别高等品位)和刻意炮制出的博取欢心的作品(以别于民主新闻的大众新闻)。的确如此，雷蒙·威廉斯的观点对当前中国的文化研究也大有借鉴意义。从这点出发，我们能更为准确地理解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性，也能更好地理解在此种环境中大众的不自由性。大众在这些强势话语面前究竟有多少话语言说呢?而这种强势的话语究竟又存在多少“空白点”来让大众去尽情的填充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