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友》画报封面还营造了一种都市生活方式的理想状态。从1927年开始，它便开始刊登“梦幻”女性照片或叙述女性的梦幻生活情景。如第13期封面女郎，华丽的围巾随意搭在右肩，左肩和胸背因西式吊带时装而基本裸露，背景是翩翩起舞的芭蕾舞女队列和西式屋柱，然而，女郎的齐额刘海、脑后的发髻及其柳叶眉、朱唇粉腮的脸部妆容却又表现出东方美女的传统标准。第28期封面女郎，穿着大短袖时装、带着孔雀帽子，安然地伏案而坐，背景里是花草，犹如翩翩而至的花仙子。她们所打造的图像文本，生产出年轻貌美、富有时尚的符号意义。打着太阳伞悠闲着的俏丽女性(第68期)、沐浴明媚春光，生一灿烂笑容的女士(第65期)、郊游的女士(第154期)、对着生日蜡烛许下心愿的女士(第162期)、母亲与小孩嬉戏图(第167期)、银波泛棹的女士(第l71期)，这都是如梦如幻的理想生活。《良友》以具体可感的图像向受众演示摩登女郎的美丽，“推荐一种摩登的生活方式，灌输一种全新的价值观念，掀动一轮又一轮的时尚潮流”。因此，封面的美丽与摩登被赋予了中产阶级的符号意义，表征财富和身份在消费社会里的时尚创造。相对于文字的抽象，画报的阅读在轻松休闲的方式中完成，并可以渗透到不识字的大众阶层，图片的全新含义和现代伦理价值在更广阔的影响空间传播。

　　整体看来，《良友》画报的封面空间全面想像了“现代性”、“摩登与时尚”、“梦幻女性身体”等寓含于上海20世纪二三十年代都市文化生产场域的关键词语，《良友》封面图像对女性身体的话语表达和视觉文化再现，再次见证了大众传播媒介对受众意识形态及其现代性消费空间建构的社会效用。

　　三、一个延伸的话题：大众传播媒介与女性的刻板印象

　　李普曼指出：“妇女刻板形象的体系可能是我们个人传统的核心，是我们社会地位的维护。”大众传播媒介利用信息建构和符号意义的文化资本，生产出消费主义的权力等级差异和性别意识，表征媒介与社会的想像性营建关系。

　　画报封面发挥视觉冲击力巨大的图像形式，以直观的可辨认性的传播优势创造与广太受众共享的文化意义空间。《良友》画报封面刻画的是美丽、时尚、具有现代性消费理念的女性形象，每一张温雅的现代女性肖像和图像的现代性背景，都表征年轻、富有、魅人的梦幻女性形象，折射出女性对摩登都市生活的追求。后来随抗战主题而出现的将军男性封面，作为会透析的文化身份，阐释着现代性社会里刻板的性别差异。在《良友》所营造的空间中，男性是权力、战争的主角，而女性是消费主义和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物化、性感的消费群体，受着消费主义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规约，形成男性视野期待的“女性气质”。应该说，《良友》将这些“梦幻”、“诗意”、“健美”的理想中的女性美视为高雅艺术的表达或时尚生活的塑造，同时预期了两种观看主体及其观看模式：一方面，女性图像提供自己的女性特质作为男性的观看对象，尽管“他”是一位“缺席观者”，但只要接触《良友》等表现和消费女性图像的媒介，“他”就存在并与之主动交流。另一方面，这种刊登时尚、摩登、健康女性照片的画报又在培养以女性为预期的主要读者，“提供观看女性身体新的视角和新的象征意义”，“通过参与建构这一新的话语和视像，《良友》敏锐地捕获3O年代有关中国女性身体的新品味和新理想”。

　　然而，由于男性和社会对女性的固定成见，最受大众传播媒介关注的不是男性，而是女性身体。“现代中国画报中的女性身体既被建构成提供视觉享受的奇观，又是文化消费和话语形成的场域，也是表达私人幻想、公众焦虑、难解压力和矛盾的文本空间”。作为追求文化理想的《良友》也未能脱离这种经营。封面上着泳装的杨秀琼、着马装的胡蝶，还有许多不知名姓的迷人女子，在《良友》“IsSheCharming?”的评价中款款登场，女性总被赋予了不同于男性的文化符码，在提供女性美的视觉呈现和性诱惑的力量时，女性身体又被作为了商品的生产与复制，为《良友》赢得了更多的视觉青睐和发行，这也许正是大众传播媒介追求的终极目的。

　　大众传播媒介的信息传播力能形成社会认知的共同体，并以文化霸权的优势将其主体地位自然演变为社会主流权力控制意识形态的手段之一。因此，透过《良友》封面对女性图像的表现与消费，我们势必又会发现：《良友》进一步再生产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社会的男权意识和资本主义价值观，从而凸显了父权制社会的想象性建构。当然，这是探究《良友》与现代性建构视角的另一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