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对文化的理解能够不仅仅局限在品茗、听戏、对弈，或是旗袍、古玩、线装书这些精致的生活形式之中的话，那么，我们在面临文化冲突时所持有的心态可能要平和得多。持文化回归论调的人们一直强调中华文化在回应西方文明时所感到的困难，觉得我们在百多年来的发展中正逐渐失去自己的特点，我们穿西服，听流行歌曲，坐汽车，住公寓套房。更为深刻的变化是，从我们的语言模式到思维方式，也在和西方文化传统趋于一致——我们重视发展现代汉语语法的逻辑性，这显然是借鉴了拼音文字的语法经验；我们强调理性和效率，以法律代替宗族伦理道义来治理国家。而所有的这些改变，从文化回归主义者的眼中看来都是一种自我的丧失。

　　但是，问题在于，这种种变化都是中华民族在新的历史形式下为适应新的生存环境所做出的必要调整，并不只是为了赶时髦、跟潮流而丢弃自己的传统。在文化风尚转变的表象之下，是生存模式的深刻变迁。我们不可能决绝这种变迁，就如同我们不可能在现代生活场景中拒绝衬衫、西裤而坚持长袍、马褂，拒绝汽车、公寓而坚持骡车、四合院，拒绝高效率的现代公司制度而坚持作坊、学徒式的商业运作模式，而这一切只是为了营造一个西方人眼中充满东方异国情调的古老中国形象。这种形象是张艺谋在《大红灯笼高高挂》《菊豆》中所营造的充满腐败的、甜蜜气味的、西方人想象中的中国，是西方旅游团猎奇的眼光中与泰国人妖、日本裸体相同并置于东方版图上的中国，是各种文化团体出访欧美时能够拿来在老外面前招徕炫耀的中国，而不是适合老百姓居住生活的中国，不是经济高速发展、工业化、信息化速度不断加快的中国，不是现实中不断汲取各种文化营养，创造性地发展中华现代文明的中国。

　　对于境内的少数民族文化，道理也是一样。费孝通先生曾以鄂伦春人为例来说明文化抉择的问题。鄂伦春人独特的狩猎文化目前正因森林的破坏受到了威胁。如果坚持原有的文化，继续不加节制地渔猎，森林资源枯竭，就会导致人的灭亡。而转变生活方式则导致特有文化形式的消失。这是一个严酷的选择，保存文化还是保存人?如果依照文化是为人的认识，选择是明显的，就是要保持人而不是文化。这就是说鄂伦春人只有从文化转型上寻求生路。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要不要变，而是在于怎么去变。

　　二、中华文化的现代性建构

　　近年来对现代性这个概念的认识正在逐渐清晰化和明朗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现代与西方，传统与中国，似乎已经成为两对同义词，实现现代化似乎就是要无条件地向西方文明认同，这其实是一种误识。

　　首先，从理论层面来说，现代性并不是一个不可变动的固定框架，世界上存在着多种现代性，现代性在不同地域表现的面貌各不相同。综合一般学者对于现代性的理解，可以把现代性概括为两种基本模式，一种模式从韦伯的思路发展出来，即所谓现代性，就是着重于西方自启蒙运动以来发展出的一套关于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理论。这个理论的出发点在于所谓现代性的发展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现象，从西方的启蒙运动之后，理性的发展，工业革命，科技进步，甚至到民族国家的建立，市场经济的发展，加上资本主义，这一潮流已经不可避免地将影响推及到了世界各地。但是，另一方面，所谓现代性，看似从欧洲发展而来，事实上却蕴含着非常复杂的文化内涵。西方的这一套现代性是充满矛盾的，其中包含了理性、科学，也包含了个人因素、主体性因素、语言和现实的因素，民族国家是否在第三世界国家通行的问题等等。这些因素在接触到其他文化的时候，很自然会相互作用，产生变异，呈现出不同于西方现代性的发展模式。

　　其次，从现实的操作层面来讲，中华文化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也不可能成为西方文明的复制品。因为，一方面，任何对西方文化成果的借鉴都必须经过一个符码转译的过程。而汉语作为一种成熟的文化符号系统，承载着深厚的汉文化历史传统。可以说，汉语不是纯粹的工具，它本身就是文化，特定的文化传统不能脱离开自己独有的符号系统而存在。而外来文本一旦被转译成汉语，它原来的文化内涵实际上已经与汉语所承载的文化传统发生了交汇融合，已经与它“本来”的面目有了距离。另一方面，对外来文化因素理解和吸收的过程也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文化的接受就如同人体消化食物一样，外来文化形式不可能被整个地嫁接到一个完全不同的文化范型上去，而是往往首先被分解成许多要素，然后这些要素会被文化肌体有选择地吸收、加工、改造和利用。所以，一旦一种外来文化形态被本土文明所接受，它就已经不再是纯粹的舶来品，而是融进了许多本土性的要素，实际上已经是一种新的文化形式了。所以，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文化的全盘西化不仅是不可取的，在操作层面上也是不可能的。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不是要不要借鉴，而是如何更好地借鉴，能不能在借鉴的基础上有更好的创造和发挥，使外来文化因素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因素相结合，而不是使之流于浮泛和庸俗。比如对于西方流行文化的引进和借鉴，就存在一个究竟应该更看重它所包含的平等、自由的现代精神还是它引导的盲目消费热情的问题。如果就像时下的一些文化机构所做的那样，把流行文化仅仅看作一种带动消费的工具加以利用，势必会引发功利主义至上、价值准则失衡等诸多问题，这显然不是一种很好的借鉴和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