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 ，公开言利，新义利观。

　　中国传统社会重农抑商，重义轻利。明清时期，我国封建社会 的工商业发展较为迅速，资本主义开始萌芽，传统的义利观受到冲击，最为代表 的是徽 商大都崇尚以义生利的原则。到近代，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产生与发展，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以及重商思想的逐渐兴起，近代商人对义利观赋予了新的认识。

　　近代中国从官绅成长起来的企业家，大多自幼受传统儒学的教育与熏陶，在思想深处对传统伦理难免有一种崇尚的心理，仍然重义，但他们所追求的义，已不是恪守封建伦理道德，而在于通过发展工商实业，为救亡图存、富国利民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士绅型绅商代表张謇在追求事业蓝图的同时，虽常表示 自己 “言商仍向儒”，并声称要 “捐弃人世一切之利禄”在他的言行举止中，几乎处处可见传统与近代双重因素的交相辉映。但张謇所追求的义，无论内涵还是 目标，都已明显不同于传统伦理道德，而反映了近代新兴商人的思想境界。

　　而从学徒 、童工、跑腿等成长起来 的企业家，从小受传统儒学教育较少 ，白手起家，公开言利，追求利润。如 1946年，荣德生的儿子荣鸿任及 孙子荣 智明去美国留学，荣德生 “临行再三训迪叮咛，在外不必以学位为目标，只 要在事业上学会实用本领”，他认为 “留学归来致力于实业者多有成就，走人政治者多学非所用，一人此途 ，与猾吏无异，不但无益社会国家 ，且亦 自误 ，至 为可惜，反之若做一农工，有裨于生产也”。 荣德生要求子孙不入仕途认为 “一入仕途”，不但无益于社会国家，且亦自误 ，把洋学历和从政看得不如做农工，可以看出他们把自身的价值与 “国家社会”紧密相连，具有为祖国和民族着想的广博胸怀，这表明近代苏商新的价值观。

　　第四，兼容并蓄，多元开放。

　　近代以来，上海是西方商人最多的通商大埠，同时也是传播西方商业文化信息量最大最丰富的城市。苏商看准上海这个商埠的特殊商业地位与惊人发展潜力，携巨资全力开辟上海这一商业市场，他们通过与洋商密切经济交往，自然而然地直接学习或借鉴了西方商业文化知识和先进的生产技术、管理经验，进而形成开放的思想观念。“经常迁徙的人较少狭隘的地域观念、乡土观念和保守思想，容易接受新思想、新观念和新技术”。 他们回乡办厂的同时，把这些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和思想观念带回家乡并加以传播。

　　明清以来，苏南就形成了重商主义的传统出现了 “满路尊商贾，穷愁独缙绅” 的局面。近代以来，苏南是对外开放的桥头堡，首先接受上海商业文化的辐射和影响，苏商作为工商业的领军人，必然具有多元开放的文化特征。

　　第五，爱国尚德、尊商惠民。

　　赢利增财是商人的主要 目的，一些商人为达此目的，不择手段，置国家兴盛衰亡于不顾。近代苏商颇具有政治热情和爱国情操。张謇看到 《马关条约》准许外国在华 内地设厂后深感危机，主张自行设立公司，开办工厂，抵制洋货之倾销。科场夺魁的他认定：“中国须兴实业，其责任须士大夫先行之。”  他利用南通特定的地理环境，于 1899年创办了大生纱厂，在纺织业中率先走上了抵制洋货的道路。荣氏兄弟很崇尚张謇，认为中国只有 “多立工厂”，发展工业，才能 “杜侵略”、“抵外货”。 1905年1 1月苏州资产阶级成立商会，积极投入抵制美货运动和立宪运动；1906年 5月，商会招集各业筹集 30万元底股，筹备成立苏省商办铁路公司，迫使清政府同意苏商铁路 自办。

　　近代苏商除兴办企业，发展教育外，还积极参与地方公益事业，如：修建桥梁、道路、津渡和水利扶孤、恤贫、丧葬、等善举。不仅促进当地经济发展、教育发展，还帮助当地人们度过难关，改善生活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