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所倡导的义利观被后世儒家继承和演变，孟子继承了孔子先义后利的主张，但较之孔子，其重义轻利的思想倾向更为明显，直到汉代，正统思想家对于义利问题逐渐由重义轻利演变为取义去利，甚至将利作为万恶之源。在义利之辨中，虽然混杂着一些不同的声音，但由于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重义轻利、明理灭欲等观念借助官方的认可和社会舆论的宣传，几乎成为中华民族的共识。众人讳言利、耻言利，不能正视利益，基本否定个人利益，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社会发展。传统义利观用于个体，引导人们片面追求君子人格，不屑言利，只图通过仕途实现君子之志，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单一。用于治国，成为唯心主义的道德决定论，统治者忽视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兴利理财，富国强兵等大事，贱商意识十分浓厚，人为铸造知识与经济的鸿沟，商品经济在中国得不到应有的发展，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进而导致中国社会的贫困。就一定程度而言，“功利”是经济、商业发展繁荣的动力，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对个人对社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没有商品经济的发展，就不可能有中国社会的真正繁荣。当代中国正处于农业社会向工商社会的转轨、‘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蜕变过程。“赢利”原则成为个人与社会普遍的价值追求，要使人们只关注“义”的道德价值，放弃对“利”的追求，既不可能亦与社会发展趋向相悖。实际上，据个体利益和社会公义的关系，可以将个体利益分为三类：应当的个体利益、正当的个体利益、失当或不当的个体利益。企业作为市场的主体和个体，坚决摒弃不当之利，理直气壮地追求应当和正当的经济利益。只有发展自身，才能保证国家财力增长，为自身扩大发展奠定物质基础，保障职工个人收入，促进社会的大发展。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既要求利，也要循义，始终把以义制利、先义后利，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作为处理义利关系的基本原则，使市场经济健康持续地发展，在求义和逐利中寻求最佳的契合点，是企业文化建设的另一课题。

　　三、隆礼重序

　　春秋战国时期，周天子王权旁落，诸侯征伐，伦常紊乱，民不聊生。针对这种残酷的现实，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提出“礼制”之法。所谓“礼”，有明显的广狭之分。最广义的礼是浸透了伦理道德精神的仪规典章、一切社会规范以及相应的仪式节文，而狭义之礼则侧重强调礼仪、礼则、礼貌、节文。“礼仪之邦”的称誉充分说明古代中国礼制的完备性和广泛的渗透性，其中恭敬和谦让是狭义之礼的基本精神。作为企业，无不希望“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而要真正实现这一目标，必须从“礼”做起。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从仪表仪态上、从内心深处尊重、谦让他人，与人为善，是企业成功的第一步。企业，特别是企业的窗口，必须礼貌待人，增强礼貌观念，加强服务意识，这是所有成功企业的共识，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留给我们的宝贵经验。

　　但是，在中国封建社会，广义之“礼”倍受推崇，礼的作用无所不在，人的活动，无不受礼的指导、约束。“礼”因传统习俗、社会导向、大众惯性等因素的共同作用，具有他律性，因之，也就具备了一定的强制性。古代儒家学者利用了这种强制性，以之克服伦理道德现实化的困难，对于社会风气的改良、个体品格的培养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中国古代重礼，本是为了建立、协调社会秩序，因为秩序是社会运转的条件。就此而言，重礼的思想是有价值的。但是，礼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的“法制总名”、“人之规范”，其宗旨在于维护等级制度，其根本精神、原则是“分”、“别”、“序”，即辨别、规定等级区分，命名等级关系有序化，“礼”逐渐成为一种绝对的、不可有任何违逆的伦理规范，发展到宋明已经成为一种严密而完整的宗法仡理之实施手段。但由于“礼”的政治性违背人性之自然，“礼”的等级性束缚人的手脚，人们习“礼”、践“礼”，完全失去了“礼”的内在精神，只是在尊长的督促下、在习俗的惯性下盲目遵从。人逐渐沦为“礼制”的木偶，丧失了民主和价值，窒息了生命活力。随着封建制度日趋没落，它的负面影响也愈益明显，因此“礼教”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受到了激烈的批判，但几千年来国人的盲从心理不可能一天完全消失，民主精神不会一天彻底诞生，这是我们必须正视的现实。

　　荷兰学者霍夫斯特德的文化维度说中指出，表征社会文化差距的关键因素是权力差距，即上下级间的权力距离，权力距离大，下级倾向于对上级的依赖和服从，反之，权力距离小，则更强调民主。中国的“礼制”文化权力距离较大，这是企业必须重视的事实。民主与集权是管理行为中经常发生的一对矛盾。在现代企业中，民主决策越来越成为企业发展的推动力和凝聚力。日本松下企业设立员工提案制度，一名员工平均每年提出议案26件，这是松下企业文化建设的一大特色，也是其成功的一大秘诀，不仅提高了企业的经济效益，而且有效地改善了劳资关系，收到了很好的社会效益，对于我们的企业文化建设深有启迪。现实生活中，确实只有一部分员工达到较高的精神境界，对于很多人，仅仅求之于个体的道德觉悟还远远不够，因此需要制订一定的规范体系，实现有序化，但不可矫枉过正。现在企业引入公司制、股份制，一些企业美其名日为集中管理，实际上由“一把手”说了算，随意处罚职工，职代会流于形式，缺乏民主化决策体制，忽视或否认员工的智慧，使职工的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权益得不到实施，限制了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造成干群关系紧张。同时，由于领导者个人能力的限制，一旦发生重大决策失误，企业只能走向破产。实际上，职工需要理解和尊重，如果只将职工当作简单服从、完成生产任务的被动人，企业就不会有活力和凝聚力，失去职工之心的企业就会减弱抵抗风险和共渡难关的实力。市场经济是民主经济，企业应鼓励员工参与决策，将个人决策与集体决策的精神实质相结合，所谓个人决策的精神实质，即领导者要敢于拍板、善于决断，不丧失企业的发展机会。所谓集体决策的精神实质，即充分尊重员工的参与意识和存在价值，群策群力。同时，员工在参与决策的过程中，可以获得自治的工作经验，自觉加强对自己职业行为的控制，保障企业顺利、健康发展，因此，我们必须认真研究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礼”，保留其行为文明、礼貌待人的精华，同时，坚决摒弃其尊卑差等、独断盲从的糟粕，在企业内部形成民主决策、上通下达的良好氛围，促进企业持续、健康发展。

　　人类已经跨入了21世纪，新世纪必然是人类文明进步迅猛发展的新阶段。企业，作为现实社会生活的重要成员，其运作中的文化纽带、精神纽带、道德纽带与产权纽带、物质纽带、利益纽带相辅相成，成为一只看不见的手，凝聚、粘合着企业的员工，不断增强企业的竞争力和开拓力。企业文化成为未来企业博弈的重量级棋子，但企业文化的建构，不能离开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传统，是历史的继承和延伸，是现实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也是现实发展所肩负的重担，人类必须以每个时代的社会进步为尺度重新审视传统。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于奴隶社会、完备于封建社会，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奔腾不息，对于个人主义的抑制、对于物质欲望的遏制、对于人际关系的和谐和社会的稳定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但是，我们必须承认，传统文化的某些特质像双刃剑，划开了中国的文明之光，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国人追求文明的脚步。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国粹主义不可取，全盘西化更是痴人说梦，须如《公民道德实施纲要》所言：坚持继承优良传统与弘扬时代精神相结合，中国现代化目标的实现，一方面依赖于传统文化的支撑，另一方面，必须解放思想，联系实际，勇于和善于剔除传统中的糟粕，准确找到传统与现代的契合点，才能使传统的伦理道德遗产成为今天企业文化建设的源头活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