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工业化、经济化、市场化，“人是人的最高目的”这一目的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核心观念已经一步步地被人所曲解，其崇高的精髓遭人遗弃。人因为过分地沉醉于感官的、欲望的自我满足而使自己远离了精神的、道德的自我提升和超越。人对“自我”过度追求的结果是人被自我创造的客体所控制。人文精神日益萎缩和边缘化。随着人的不断被“物化”，人的主体性的不断丧失，人文价值理性的危机必然演化为人本身的生存危机。这样，呼唤主体性，回归文化的人文价值，就成为时代提出的历史课题之一。

　　主体性原则是指人在实践活动中站在主体的立场上，以主体的眼光去审视作为客体的对象，并思考在与客体的关系中“应如何”的理性原则。现代社会由于文化嬗变导致的人文价值危机，其根源是人的主体性的失落或者说是对主体性原则的滥用。

　　笛卡尔主张用普遍怀疑的方法，把一切独断、未经确证其普遍必然性的知识排除出去。而当用这种方式怀疑一切时，最后所能留下的只能是无可置疑的，正在怀疑的“自我”，“我思故我在”。笛卡尔通过这个命题，将思想的形成和思想的内容、主体和客体区别开来，将“自我”从万事万物中独立出来，第一次成为本体论意义的独立存在，成为一个思想实体。这就为关于主体性原则的进一步思考奠定了基础，打开了空间，并由此发育成为西方近代哲学的基本精神。

　　康德为人类的理性能力在自然法则统治的“必然”领域之外，开辟出了一个道德法则统治的“应然”领域。康德认为，在这里，人类远离了必然，真正具有了作为人的尊严和自由，从纯粹理性进到实践理性，从认知主体成为实践主体、意志主体，可以自我设定目标，并选择决定自己的意志和行为，即“人为自己立法”。正是这种意志能力、实践能力和自我立法的能力确立了人的主体地位、主体能动性的地位。这种主体以超越感性自我的理性尺度，去审视、评价和选择客体，强调主体自身的道德伦理义务，从主体内部寻找人之为人应如何的根据。

　　然而，现代人并没有按照康德的道德义务的指引去追求“至善”的目标，启蒙理性所倡导的人的主体性原则不由自主地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于是价值理性让位于工具理性和市场理性。片面重视科技理性和工具理性的价值，忽视了价值理性和对人自身的关怀，丰富多彩的世界消失了，展现给人类的是一个机械的死寂世界。在理性使人类好不容易摆脱了与人的主体性地位和人的尊严极不相称的蒙昧和野蛮之后，又因为理性的分裂被置于了一种新的异化状态。要克服这种异化状态，真正使人的主体性地位提高，以及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得以实现。从根本上讲，还是要将价值理性整合到技术理性中去，树立起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结合的文化发展模式，以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作为终极目标，最终实现人与社会的和谐。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确认了“人”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主体地位，为社会发展指明了方向。

　　人的本质实现在于探索与创造，在于探索能力和创造能力在实践中的实现与升华。一方面，人是社会性的，没有人也就没有一切经济文化活动，自然也就无所谓经济文化活动方式的改善；另一方面，发展经济文化的目的在于保证人们更好地生活，在于满足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要求。经济的增长，文化的进步都要由人来体现。因此，只有充分认识人在经济文化发展中的主体地位，才能落实科学发展观；也只有充分重视人的发展，不断提高人的素质，才能有效增强人的创造力。

　　人作为实践主体，他的一切实践行为都与价值相联系。因此，人的价值理性必然与主体性原则有着内在的关涉。人类文明的发展，只有在正确的价值理性范导下，才能既享受了技术理性所带来的现代生活，又不失去人的主体性地位。人既不再是“物化”了的人，也不再是丧失了批判性、否定性和超越性的“单向度的人”，而是“身体自我”与“主体自我”相统一的完整人。只有当人类回归这样的价值理性时，才有可能将自己从现代性的文化陷阱中拯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