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就是这样的作品：它按照现实生活的本来样子，将体现在这部作品“密切反映社会生活、时代精神”的“‘现实性’和‘现实感”’，作了客观的再现和反映。这种真实生动的再现和反映现实生活的创作方法，显示了我国小说史上现实主义的深化和成熟。

　　《金瓶梅》以现实主义的笔触 ，为我们展示了一个真实而又深广的现实世界。然而，作为一部世情小说，《金瓶梅》着重描写的是西门庆一家的家庭生活。它通过西门庆一家的兴衰史，来反映社会的人情世态。正如鲁迅所说：“西门庆故称世家，为缙绅、不惟交通权贵，即士类亦与周旋，著此一家，即骂尽诸色。”

　　世情小说主要是描摹人情世态，反映日常生活，其特点是以俗人、俗事为基本内容，它面向现实，面向人生，因而也就自然要求有极强的真实感。《金瓶梅》对西门庆家庭生活的描写，同样也是本着这个原则进行的。它按照现实生活的真实情形，相当丰满完整地再现了一个封建豪绅之家的真实面貌。

　　人是构成家庭的基本细胞。作为一部讽世刺时的暴露性小说，《金瓶梅》主要写了西门庆一家贵族男女的恶行，如西门庆的奸刻、贪婪，生活的淫乱；潘金莲的淫恶毒辣、刻薄无情；陈经济的下流无耻……这些罪恶发生在一个集富商、官僚、恶霸于一身的封建家庭之中，都是真实的。然而，人也不能脱离社会单独生存，也离不开一定的社会关系和伦理道德观念的制约。晚明时代，商品货币经济虽然对封建的纲常名教起了一定的分解作用，但世世代代积淀下来的封建伦理观念也不能不对任何一个人发生作用。再者，作为一个封建豪绅之家，也会有普通人家正常的生活外观，并不会人人都充满了邪恶。对于西门庆一家，孟玉楼有一句话说得好：“虽是一家子，有贤有愚，莫不都心邪了吧”。与潘金莲相比，吴月娘就显得比较安分，与人相处，也能宽容大度，对家中的仆婢，一般也不轻易责骂。李瓶儿虽属轻贱妇女的一类，但她的性格“谦让”、“和气”，在家庭纠纷中，善良温驯，对仆婢也比较厚道，因而赚得仁义人之名。《金瓶梅》没有把西门庆一家的贵族主子写成清一色的坏人，而是遵照现实生活，写出了各种各样的贵族主子，因而真实地表现了一个封建贵族之家应有的面目。

　　《金瓶梅》除了写西门庆家中的贵族主子，还写了在西门庆家中受主子役使的仆婢。《金瓶梅》中的这些仆婢，也都是按照现实生活的实际情形塑造出来的，因而他们的性情行为、命运变化也都是丰富复杂的。在生活中，有像孙雪娥这样的女性，本是陪床丫头出身，因自身有几分姿色，被收用为侍妾；后来主子一死，又一变为奴，最后变为娼妓。有像庞春梅这样恃宠张狂的丫头，仗着主子的宠爱，反过头来虐待自己的姐妹；到做了主人之后，更是骄横霸扈，盛气凌人。也有像宋惠莲这样的女性，自身虽然轻浮轻贱，但良心还没有泯灭，当得知自己的丈夫被西门庆设圈套陷害时，她没被金钱、权势所俘虏，而是以死抗争。而更多的则是逆来顺受，默默无言地受主子役使。《金瓶梅》就是这样按照现实生活的丰富复杂性，写出了丰富多彩的人物现象，显得非常真实、生动。

　　细节的真实性，是现实主义文学的主要特征。伟大的古典文学家曹雪芹特别强调指出写家庭生活的作品要有“家庭闺阁中的一饮一食”的细节描写。《金瓶梅》这部以描写家庭生活为主的长篇世情小说，在细节的真实性上，已达到了很高的程度。小说对西门庆一家的衣着、饮食、用具等“家常日用”就作了非常具体真实的描写，具有浓郁的生活色彩。小说还特别注意到家庭生活中一些琐碎细腻的细节描写，而所有的这些细节描写又是那样的真实，真实中既表现了错综复杂的生活现象，又从这些真实的生活现象中，显示出其本质意义来，从而将生活的真实上升到艺术的真实。譬如说，作品中对西门庆家庭内妻妾之间的争宠斗妍、争风吃醋、发泄怨愤等家庭琐事进行了大量细腻的描写。这些平淡琐细的细节描写，表面看来似乎没有什么意义，但细琢磨一下，它们却很容易触发人们各种不同的思绪。在这里。我们固然看到的是生活中一些极平常的家常口角，但我们不正是从这些琐碎细腻的家常口角中，看到和感受到了中国封建社会不合理的婚姻制度和家庭制度给妇女带来的不幸吗?这不仅是中国封建社会广大妇女的悲剧，而且也是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悲剧。因此这些琐碎细腻的细节描写，仍然有不是让人一看了之，还要人反复玩索的艺术张力。

　　《金瓶梅》虽然写的是西门庆一家的兴衰史，但作者并没有囿于家庭的范围，把它与整个社会割裂开来，而是把它放在了晚明社会这个历史大舞台上，通过它与整个社会的交往，展示了一个混浊黑暗的现实世界。西门庆书房中的“往来书柬拜帖”和“中秋礼物帐薄”两件东西，特别是书中通过西门庆同朝廷权贵蔡京以及其他官吏往来的大量描写，反映了西门庆与各级官府的关系，说明了西门庆之所以能在那个社会上为非作歹、步人官场，正是因为有从上到下的已被金钱所腐蚀的各级封建官吏的庇护和支持，所以张竹坡在书中评点道：“西门之恶，纯是太师(指蔡京)之恶也。夫太师之下，何止百千万西门，而一西门之恶已如此，其一太师之恶何也。”由于《金瓶梅》在描写家庭日常生活中紧密联系了时代、社会，因I酊作品所反映的生活现象，不仅为人们提供了丰富而真实的社会历史内容，而且又给了人们以重大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

　　文学是人学。文学作品对现实生活的反映，除了描摹一些反映社会生活的细节材料外，主要还是通过塑造典型环境里的典型人物来达到这一 目的的。诚如恩格斯所说：“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中国古代小说“典型论”的历史轨迹，早在叶昼、金圣叹等古典小说批评家评点《水浒传》时就已出现。例如金圣叹指出：作家要创造具有个性化的性格特征的典型形象，必须经历一个贯穿“因缘生法”规律和从“格物”到“物格”的过程，做到深刻认识和充分驭御生活的真谛和人物的性格，才能循“因”就“缘”、合“理”合“法”地进行典型性格的创造。这里，金圣叹把创造具有个性化特征的典型形象作为对作品的重要审美判断。而张竹坡在对《金瓶梅》的评析中，又丰富和发展了金圣叹的典型论，他明确主张把“情理”与典型结合起来，在述之以情、喻之以理的过程中，实现通过艺术典型而达到以“情”动人和以“理”喻人的效果。L91在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刻画上，《水浒传》已经写出了许多富有个性的典型人物。从《水浒传》到《金瓶梅》，“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塑造又大大向前迈进了一步，可以说从《金瓶梅》开始，我国古典小说才真正走上了“人学”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