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美学的奠基性命题，是毕达哥拉斯提出的美学命题：美是数的和谐。在毕达哥拉斯的哲学家看来，美不是主客体交融产生的朦胧意象，而是由人来规矩的形式：直线构成的最佳形式是黄金分割的矩形（长：宽=1：0．618）；曲线构成的最佳形式为立体的球形和平面的圆形；音乐的和谐则取决于发音的长度、直径和紧张程度等的数量关系。既然自然世界处在于人的客体，万物之主宰的人要从事征服物质世界的生活实际，艺术地再现客观的世界就有可能成为这一生活实践的组成部分。既然物质对象是可测量的，美的形式有着精确的比例关系和具体的形式，主体的创造物就有可能成为对自然世界的较为客观、精确的模仿。自然世界是艺术的蓝本的“模仿说”正是基于此而产生的。以建筑体现人的理性精神，是希腊人的创举。那些大型神庙虽是为“神”而建，却集中体现着人性和人情，高大、宁静、洒脱，而且坦荡磊落，条理井然。用建筑的语言刻写下人是世界的主人，人的力量和智慧能够战胜一切的丰碑。现世人的理性精神带来了艺术的写实精神。而中国多用建筑营造一种意境。

　　（二）以形传神与依形绘形

　　艺术是一种反映，中西方民族无不将艺术的反映对象问题作为美学探索的重要问题。形象性是艺术的本质特征之一，中国美学认为，艺术的形象性要有其现实的原型，然而中国美学与艺术中的“形”更多的是与“神”联系在一起的。“形”“神”是中国传统美学的一对范畴，“形”是手段，“神”是目的。因此从本质上说，中国艺术反映的对象是“神”，而不是“形”。依照传神写照的要求，追求着“神似”的目标，中国艺术家力图通过有限的笔墨传达“韵外之旨”，“味外之味”。“传神论”被明确提出是在魏晋南北朝，恰是山水诗盛行，山水画成为独立画科的时代，这决不是偶然的巧合。作为具体图像的山水景物在魏晋南北朝的绘画中广泛出现，虽然在画面上多作为人物的陪衬，但它却是使画中人物富有传神的效果。为使艺术创作者的意趣得以传达而存在的，而决非一般的装饰背景。顾恺之《洛神赋图》中的山水景物刻画，确实具有“传神”的意义。竹林七贤士的士大夫那飘逸旷达的神思风采正是在寄情山水中展示。山水之于人的作用决定了山水在艺术中有可能发挥“传神”的作用。自然的山水景物千姿百态，能够以丰富的形态进入艺术家的审美知觉，撞击主体的心灵，故而它在传达艺术家神思情感的方面，较人物题材有更广阔的天地。

　　关于艺术的反映对象，西方广泛流行着“模仿自然”说。尽管在不同的美学家那里“自然”的含义不尽相同，但就模仿自然再现自然这一点来说却是一致的。亚里士多德是“模仿”说的代表人物，他把模仿与学习知识联系起来，认为模仿自然是一种求知的认知活动。出于求知的目的，人们把自然模仿下来，创造为艺术。显然，艺术以现实世界为蓝本，模仿的惟妙惟肖、成功地发挥认识功能是其目的。从希腊早期的艺术来看，希腊的瓶绘艺术，初期以狮身人面像、野兽、植物纹样等东方装饰纹样为主，中、后期逐渐摆脱了东方的影响，产生出以日常生活场景和神话传说为题材的情节性画面，表现手段大为丰富，能在结构、比例和色彩方面将复杂的情节面处理得和谐自然。

　　在文艺复兴时期，西方科学有了很大的发展。西方人在一个生成变化的世界中研究自然，尤其热忠于研究生命体的结构及生成变化，解剖学、病理学、植物学以及化学等均取得了崭新的成就．望远镜等科学仪器也被发明出来，为艺术模仿自然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这一时期，美术家们更加兴趣盎然地讨论＂模仿自然＂的课题，他们认为艺术创作应当依照自然规律本身的数学、科学的规律，因而借助自然科学的成果很有必要．达·芬奇说：＂鄙视绘画的人，既不爱哲学，也不爱自然．绘画是自然界一切可见事物的唯一模仿者．如果你藐视绘画，你势必藐视了一种深奥的发明，它以精深富有哲理的态度专门研究各种被明暗所构成的形态＂．西方人这种尽一切可能发挥视觉的全部功能去＂应目会心＂自然物象与人事相似相通之处的观念，显然是很不相同的．绘画能够以它丰富的表现手段满足人的＂最高感官＂，很自然地成了西方人推崇的艺术．西方艺术并不是不追求＂传神＂的效果，西方人决非单纯地强调模仿自然，要求艺术作简单的依形绘形．西方美学极重视理性，同时也不忽视与理智相对应的精神、情感世界．也有艺术世界高于现实世界的论述．

　　三、结束语

　　中西方美学比较，不仅要向我们传统美学提问，也要向西方美学提问。不仅研究它们的历史，还要促进解决我们现在需要解决的问题，思考在美育的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美，是思辨的哲学、最微妙的心理学、最情感的艺术。美是文化精髓的集焦点。

　　四、参考文献：

　　[1]姚介厚《古希腊罗马哲学》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10

　　[2]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版

　　[3] (意)列奥那多·达·芬奇著 《芬奇论绘画》人民美术出版社 1979年11月

　　[4]中央美院美术史系《外国美术史》教研室编著,1998年第二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