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晚清； 民初； 山东； 官方运销； 官代商办
　　论文摘要：道光后期，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山东的盐业商办运销濒临破产，难以为继。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统治者用官方运销取代原来的商办运销，期待振衰起弊。初期，官方运销确实暂时起到了挽救盐业运销的作用。但是，随着时间的延续，官方运销的弊端不断出现，成为盐业运销无法解开的死结，因此其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亡的命运。此后，商办运销再度兴起。官方运销和商办运销的兴衰更替表明，商人在商业活动中的支配地位是官方所无法取代的。

　　
　　近代山东的盐业官方运销始于道光后期，包括官办和局办两种方式。“官办者，即以地方印官任行盐之事也。”[1]官办开始于票地，扩充于引地。“局办者，设官运局，委员经理。”[1]局办引地分为南运和北运两种：南运局办运销开始后，日渐兴盛，从引地扩展到票地海丰、阳信、霑化三县和北运引地的滕县等地；北运局办的时间总计不到30年，其范围也远不及南运局办。1901年，北运局办被裁撤，所属引地归地方官办理。盐务官办和局办是商办运销一度衰落的产物，是商办运销的暂时替代品。
　　
　　一、 应对商运困境：官办运销
　　1838年，山东巡抚经额布上奏，请求将虚悬的票地改归官办。奏折的内容如下：鉴于票商亏本歇业或者延误税课受到查办，加上这些票地靠近场滩，巡费繁重，商人不堪重负，临朐、益都、乐安、滨州、临淄、博兴、寿光、新泰8州县的票地已经无人承办。虽经山东都转盐运使司署设法招商认领，仍然无人接办，民众苦于淡食而购买私盐，私盐日盛，地方官查办效果不显。山东票地为引地的门户，若票地长期无人办理势必导致引地盐斤侵灌。上述8州县为著名的票地疲累之区，不但招募商人承办无望，而且向商人筹借运本也不可能，因此前任盐运使司马光澜等曾请求将无商票地改归州县管理。承办运销和纳课事务，共需运本银二万五千四百两，除临朐自愿筹措运本外，其他7州县由山东藩司和养廉银项下借给，分五年还清。经额布认为，州县地方官有盐务督销职责，指挥缉务较灵，办理运销应该比较得力，如果改归地方官办理试行有效，实为整顿虚悬票地的良方，因此他上奏请求将临朐等8州县改归地方官办。[1]该奏获得朝廷批准，近代山东盐务官办的历史由此开端。试行半年后，成效显著，民众有官盐可食，缉私取得很大成绩，官办票地查获私盐贩80多名，并将私盐缴获，贩私的势头被打压下去，运销兴旺起来。1839年，改归官办的票地销额、加价等全部完成了定额。此后十几年的时间里，上述8州县课款没有再形成新的拖欠。
　　为了加强对官办地方官员的管理，1845年吏部、户部等联合上奏，要求山东按照福建成例实行盐务官办交代制度并明订期限，获得朝廷批准。[1]所谓盐务官办交代制度是指官办州县办理盐课，遇到盐务官员新旧交接时，旧任官员要将盐课情况在规定期限内造册移交，新任官员在规定时间内要对原任官员的盐课情况进行复核，并将结果造册送交府州，以明确各自责任，作为新旧交替过渡的制度。此前，山东官办新泰等处盐务官办交代，曾定实行办法，但是官办实行八年，并没有一任交代清楚，也从未按规定结报到上级部门，盐务官办交代其实是一句空话。中央明确规定山东实行盐务交代制度并且制定了严格的惩罚措施，是对山东官办地方盐务交代制度形同虚设的纠正，其实行对抑制盐务官员个人利欲的膨胀有一定的约束作用。山东实行盐务官办交代制度取得了较好效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有史料称：“临朐等十州县官办十有余年，交课既无短绌，公事亦无贻误，而盐务于地方交代各清各款，不相牵涉，亦复向有定章，更可仿照办理。”[1]
　　盐务官办的运销模式在山东建立后，获得很大的发展。1849年，引岸、票岸商力疲乏，济南府的德州及德州卫，东昌府的莘县、冠县，兖州府的滕县、寿张，曹州府的菏泽、范县、观城、朝城、郓城、城武，济宁州的金乡以及临清直隶州共14处地方无商领运；再加上票地沂州府的莒州、沂水、日照，青州府的昌乐，武定府的利津，莱州府的潍县6处商力竭蹶，因此上述20处地方仿照临朐等地改为官办。1858年，阳信县禀告盐运使陈景亮称，该县“票商宋公和课运迟误，请将海、阳、霑三县地统归该县官为试办”。[1]票纲总商保泰也称，票商宋公和已无力认领，建议改归官办，将阳信票4,100道、海丰票1,500道和霑化票1,300道，均改为官办领销，滩坨巡务归永利场管理。这些建议被采纳，于是海丰、阳信、霑化三县盐务改为官办。恩县为私枭出没地区，该县谦益寿等7家盐商力乏难支，运销和盐课受到很大影响，难以继续维持。1867年，恩县盐务改归该县县令管理，由此改为官办。同年，濮州也因为商运滞销改为官办。
　　山东盐务官办一直延续到民初。在改组公司之前，官办范围仍然很大，达31县：德州、金乡、菏泽、城武、临清、恩县、定陶、堂邑、禹城、郓城、寿张、范县、朝城、观城、莘县、冠县、邱县、武城、新泰、沂水、蒙阴、益都、临朐、临淄、博兴、乐安、寿光、昌乐、潍县、滨县、利津。1913年，山东将官办各岸开放，改为招商承办，官办31县遂改为公司承办，“从此地方官遂不复兼办盐务”。[2]
　　山东的盐务官办是在商办运销难以为继的情况下被动实行的，具有因地制宜的特点，并没有什么计划性，却对山东盐业的恢复和发展起了促进作用。然而，盐务官办也存在着不小的弊端，封建衙门习气容易进入盐业运销领域，人浮于事的现象很严重，因而官办之初的良好运销效果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走下坡路。清末，官办地方的领运效果已经很差，这引起了山东盐政当局的反思。1907年，山东盐运使张连芬就曾指出：“官办各岸每届年终多领不及八九，且有至年终一引未领者，署事人员更多，拖欠如不力加整顿，诚恐愈办愈滞，终有亏欠正课、租课之一日。”[1]这恰好与当时商办各岸逐渐畅旺、领引增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同年，经张莲芬奏准，德州、恩县、武城、临清、冠县、邱县6州县官办盐务改为官办和各州县局办相结合。官办运销尽管苟延残喘到了民国初年，但是在清末时已经孕育着衰亡的危机。
　　
　　二、 保卫山东门户：局办运销
　　（一） 南运局办
　　早在1846年，山东巡抚崇恩就奏称，南运15州县为北运的藩篱，自从淮北改引行票，逐渐侵灌山东南运引地，致使南运引地运销不畅，商人无力承办。南运河南归德府商邱、睢州、永城、夏邑、柘城、鹿邑、宁陵、虞城及卫辉府考城9州县，除宁陵课款尚无亏欠外，其他州县或销不足额或课悬商疲。1849年，不得不遴选委员督同商人办理，名为官商并运，实为南运局办之雏形，正如史料所称：“南运引地豫岸九州县，因商累奏由委员舂销则自道光二十九年（1849）钦差查办始”。[3]1853年以后，上述9州县“迭遭匪扰，全岸倒坏，不可收拾”。[4]可见，上述南运9州县运销形势相当严峻，为此山东积极寻找解决的方案。1862年，山东巡抚谭廷襄奏准，由亲王僧格林沁筹集运本，派员试办，仅交正课，杂课全免，并且可以从每包盐提银二两充作军饷。然而，办理两年，仅领引五万道，交银六万余两，引绌课悬的局面没有起色。1865年，南运商邱等9州县又重归山东管理，招商接办，依旧实行先课后盐的办法，但是“无如商困既深，难期振作，芦私、淮私日益充斥，南运为北运藩篱，商邱等又为南运禁私门户”，[4]因此整顿南运商邱等地已刻不容缓。1867年，经山东巡抚丁宝桢奏准，商邱等9州县改为局办，在商邱、鹿邑设立盐局筹集运本五万两，委员办理，领引销盐仍然按照先课后盐的原则，将杂款等项随引缴纳。在省城巡抚署中，设立南运总局，负责全面稽查南运事务。南运引地设置专门官方机构有利于运销的规范运行。从此，山东的南运局办正式形成系统。不难看出，山东南运引地局办的形成，经历了从商办到官办，再到商办，最后改为局办的过程。
　　南运局办运销的格局形成后，范围不断扩大。1867年，南运局接管了海丰、阳信、霑化三县盐务，三县的运销方式由官办变为局办。安徽凤阳府的宿州为南、北运引地的枢纽，但是从道光年间起运销已经不畅，1853年后，“岁遭寇扰，巡散商逃，每年领引不过数千至千余不等，甚至数年片引不领”，[1]与应销数一万六千零三十五道相比，显然差距很大。1873年，丁宝桢奏准将宿州引地暂时划归南运总局拨盐，委员办理，并且在安徽灵壁县的张家大路等处，选派勇队驻扎缉私，因此宿州改归南运局办。1892年，山东巡抚福润奏称，江苏铜山县为山东南运的门户，历年运销不旺，以致淮私充斥，危及河南、安徽，改归官办后卓有成效，拟进一步改归南运局办理。该奏获得朝廷批准，铜山县改为南运局委员承办。1905年，淮北盐业欠产，私盐价格随之大增，与淮北相邻的峄县民众有淡食之虞。山东都转盐运使司署命令安居转运委员吴锡洛设局试销，并立盐巡四哨认真缉私，成效显著，次年销盐达五千四百包。然而，因为销盐的重量很足，加上缉私花费巨大，除去开支，盐利已所剩无几，所以峄县盐务运销仍然迟滞。私盐乘机兴风作浪，邻近的滕县也受到影响。1907年，滕县盐务改为南运局和地方官合办，峄县并入滕县盐局，由南运局兼管。1903年，袁世凯奏准在德州设立德州盐栈，作为食盐转发基地，负责供应沿运河14州县的食盐运销。1908年，山东巡抚袁树勋命令德州盐栈改归南运局管理，沿运河14州县的盐仍由德州盐栈转发，实际上它们成为南运局办的范围。[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