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社会阶层结构和文化生活的嬗变
　　
　　原工业化理论的一个推动者德国学者克里特，特别看重原工业化在整个人类历史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他认为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就是封建社会发生的分化。它开始于中世纪兴盛期，当市场关系渗入乡村，乡村居民发生分化，这“决定着原工业化的起源”。这是因为，城乡分工虽然一度是工业增长的发动机，但后来工业在城市的进一步发展碰到了障碍，商人就要通过把工业生产转往农村来解决这个矛盾，这时乡村的分化和两极化过程中就创造出一个很容易被商人利用的劳动力资源。戴维·莱文则认为，原工业化及与之相关的人口爆炸只所以重要，主要是因为它们使劳动力无产阶级化，即破坏了乡村的社会结构和传统的土地所有模式，使许多人失去土地而不得不为工资而工作。［3］陈钦庄也肯定，原工业化理论有利于解决商业资本主义如何向工业资本主义转化的问题，他提醒我们关注原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乡村家庭工业的企业主，即自身原来是手工业者或乡村中间阶层转化为资本家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4］
　　循着该理论，今天我国乡村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着实值得关注。如果据财富、权力和声望三个指标来观察乡村社会居民之间的分化，我们可以简单地将乡村社会的阶层结构归结为“三加一”模式。具体而言，在发展乡村农副业或乡村工业中率先致富的那部分农民，其身份角色较之一般的邻里乡亲成为了管理者、老板；在政府行政体系中谋得一官半职的那部分农民，由于坐拥有形的或无形的官方的关系资源，其身份角色较之一般的邻里乡亲成为了父母官、领导；在传统乡村治理结构中，由于个人能力出类拔萃、家族长期美誉而维续较高声望的那部分农民，其身份角色较之一般的邻里乡亲依然是贤能之士、长老。长期以来，有钱人和有权人并不能真正进入乡村社会治理的核心层，但多年担当这种治理核心的有贤人却随着乡村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或举家迁徙或不断淡出，加之失地农民的大增，农民工浪潮下乡村社会多剩下老幼一族，一旦发生比较极端的事件，乡村社会的治理必然陷入混乱。因此，如何尽快培育一个乡村社会的中坚阶层，使之在乡村社会现代化的大背景下，在乡村社会结构的变动中，维持乡村社会基本的生产和生活秩序，十分必要；而培育的举措，到底是扶持三种力量，是平衡三种力量，抑或动员第四种力量，都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对于原工业化与家庭、平民文化之间的结构和功能性联系，20世纪初恰亚诺夫在《农民经济理论》一书中给出了独到的解释。他认为，乡村家庭经济特殊的经济逻辑的核心不是由过剩的货币积累或以纯利润为目的所支配的，而是为达到一种“劳动——消费平衡”。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企业的经营以取得净利润为准则，但劳动家庭经济单位却有着特殊的经济活动与获利概念，即以满足自身消费为目的，主要依靠家庭成员从事生产，即使偶尔使用雇工，也不是为赚取利润。恰亚诺夫这样进一步来解释“劳动——消费均衡”：对于家庭的每一新增收入，都可以从其满足需求的消费意义及获得它所花费的劳动辛苦程度两个角度去认识。随着产量增加，对其消费意义的主观评价降低而劳动辛苦评价增高，但只要这两个因素之间的均衡没有达到，对劳动辛苦的评价低于满足消费的意义，继续劳动就是有利的，哪怕是以降低劳动生产率和亏损为代价。［5］
　　这种“劳动——消费平衡”并不仅仅产生于家庭成员的主观意愿，它是由社会结构因素所决定，而且反作用于整个乡村社会结构，我们可以看到它对于家庭结构和平民文化的影响。首先，没有奴仆的核心家庭成为乡村工业家庭的主要类型，最大利用家庭劳动力的压力要求早婚，通过大量生育子女来提高家庭的生产能力；也因此，这样家庭的生存力常常超过了临界的贫穷状态。同时，乡村手工业者的家庭也是“平民文化”的中心点。当经济条件有利时，生产者开始以一种传统的仪式度过空闲时间，在这种仪式中“平民文化”得到极大的彰显。货币收入的提高和降低工作量的趋势为社会文化的再生增加动力，假日、市集和节日充斥着娱乐、纵欲和交际，跳舞、九柱戏、斗鸡和公共朗诵会等等活动应接不暇。而当生产条件变坏和工作恶化时，咖啡、茶和酒变成了必需的刺激物品。当然，一方面奢侈品消费有助于乡村手工业者发现一种新的公共意识；另一方面它使得乡村手工业者可以不断调整自身与外界（其他农民、资产阶级环境）之间的距离，因为生活方式的改变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证明社会地位的提高。［6］
　　同样，对应我国乡村社会生活的变迁，我们会发现“劳动——消费平衡”公式的应用有所出入，但仍有一定解释力，它提示我们要关注从乡民到市民的转变中传统的家庭结构和文化生活的转变。当前对于乡村社会建设，基本存在两大主要观点：其一是提倡大刀阔斧的工业化发展路径，使之逐渐变成小城镇、小城市、大城市。其二提倡是尊重乡村社会的自然历史风貌式的发展路径，认为乡村社会的建设离开“乡”就变味了。笔者认为，无论是哪一种观点，对于乡村社会概貌变迁进行的细致考察是最基本的功课。
　　家庭和家族是乡村社会的核心单位，也是农民比较看重的概念。如上所述，尽管乡村社会的人口还在不断膨胀，但是人口并未呈聚集之势，而是相对离散了。今天我们会发现乡村社会的联合家庭变少了，核心家庭空巢化了，农田、家庭手工业由于缺乏劳动力耐心的经营，家庭的生存景况呈现的是生产与消费的基本平衡，尽管农民不再像恰亚诺夫所描述的那样不计利润、不计得失。基于这种家庭人口结构，我们会发现乡村社会的文化生活既打下许多城市的印记，又保持了不少乡村的品质。具体而言，在各种传媒的冲击和往返城乡的打工者的影响下，城市的餐饮、居住、服饰等等习惯开始进入农民的日常生活；一些特色的乡规民俗开始变味，趋于商业化；同时，乡村社会一直弥散着几分慵懒与舒坦，搓麻将、打牌成为许多农民闲暇时光的主题，农民的文化观念并未实现与市民的文化观念的真正对接，乡村文化建设的任务还很沉重。因此，我们只有持续关注这些细小的变化，才能更好地设计我国乡村社会建设的独特路径。
　　
　　参考文献：
　　［1］［2］［3］王加丰． 原工业化：一个被否定但又被长谈不衰的理论． 史学理论研究，2002(3)
　　［4］陈钦庄． 原工业化理论及其相关争论． 史学理论研究，2002（2）
　　［5］［6］蒋帆、陈钦庄． 原工业化时期西欧的家庭、婚姻与社会的演变． 浙江学刊，20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