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古代天文历法是儒家之学(1-4)(4)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11
包含天文知识；这些科技著作作为儒家经典与其它儒家经典一起世代流传，不能不说是儒家对于古代科技发展的一大贡献。与此同时，还有其它一些儒家经典，如：《诗经》、《尚书·尧典》、《大戴礼记·曾子天圆》、《周礼》等也包含了古代天文知识。
需要指出的是，儒家经典不仅包含了古代天文知识，而且这些天文知识还是古代天文学家从事科学研究的知识基础。在儒家文化作为主流文化的背景下，绝大多数科学家自小都学习过儒家经典，儒家经典是他们的最重要的知识来源，而且，他们的后来从事科学研究的基础知识甚至一些专业基础知识最初也都是从儒家经典中获得的。古代许多天文学家，正是在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科学知识的基础上，经过自己的进一步研究、发挥和提高，从而在科学上做出了贡献。从一些科学家的科学研究过程以及他们所撰著的科学著作中也可以发现，他们的科学研究与儒家经典中的知识密切相关，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儒家经典中某些知识的发挥和提高。
古代天文学家必定要以《尚书·尧典》为依据，同时结合《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诗经》、《春秋》“经传”等儒家经典中有关天象的纪录和天文知识，进行研究，这些儒家经典中的天文知识一直是后来科学家研究天文所不可或缺的理论依据和天文资料。比如南北朝时期的数学家、天文学家祖冲之编制《大明历》。祖冲之曾说自己在编制《大明历》的过程中，“搜练古今，博采沈奥，唐篇夏典，莫不揆量，周正汉朔，咸加该验”[9]，并且研读了包括汉儒刘歆、郑玄在内的许多学者有关历算方面的著述。刘宋大明六年(公元462年)，祖冲之将所编制的《大明历》上表给孝武帝，并说：“臣博访前坟，远稽昔典，五帝躔次，三王交分，《春秋》朔气，《纪年》薄蚀，……探异今古，观要华戎。”他还说，他的历法有两大改变，其一，提出每391年设置144个闰月；其二，“以《尧典》云‘日短星昴，以正仲冬’，以此推之，唐尧世冬至日，在今宿之左五十许度”。接着，祖冲之还论述了他的历法的三个“设法”，其中之一是，“以子为辰首，位在正北，爻应初九升气之端，虚为北方列宿之中”[10]。对于祖冲之的《大明历》，朝廷重臣戴法兴大肆责难。祖冲之则予以针锋相对的反驳，其中还就《诗经》中的“七月流火”以及《夏小正》中的“五月昏，大火中”，提出自己的看法。[11]由此可见，祖冲之在编制《大明历》时，是把《春秋》、《尚书·尧典》、《周易》、《诗经》、 《大戴礼记·夏小正》等儒家经典中有关天文学的内容当作重要的研究资料和依据。
儒家经典中包含着天文知识，而且这些知识实际上又是古代科学家研究天文学的知识基础和研究资料，这些事实很可以成为李约瑟所说“天文和历法一直是‘正统’的儒家之学”[12]的佐证。
注释：
[1] 杜石然等：《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上册，北京：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73页。
[2] 参见夏纬瑛等：《〈诗经〉中反映的周代农业生产和技术》，载李国豪等编：《中国科技史探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3] 《论语·里仁》。
[4] 《论语·学而》。
[5]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北京：科学出版社、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290页。
[6]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天学》，北京：科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42页。
[7] 李约瑟说：“一般认为，《月令》是公元前三世纪的东西，而它的确也不可能再晚，因为《吕氏春秋》是在公元前240年或239年成书的；……能田忠亮（日本学者，著《〈礼记·月令〉天文考》——笔者注）曾根据《月令》所提供的星象进行计算，认为《月令》大约成书于公元前620年前后，最早不会早于公元前820年，最迟不会迟于公元前420年。这样看来，它很可能是公元前五世纪的东西。”（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天学》，第59页）
[8] 《考工记·辀人》。
[9] 《宋书·律历志下》。
[10] 《南齐书·祖冲之传》。
[11] 参见《宋书·律历志下》。
[12]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天学》，第2页。
——根据拙著《儒家文化与中国古代科技》（中华书局2002年12月版）所编
三论中国古代天文历法是儒家之学
───朱熹对天文学的研究
关于李约瑟所说:“天文和历法一直是‘正统’的儒家之学。”[1]本篇以宋代大理学家朱熹对天文学的研究为例，予以进一步说明。
一. 天文学研究的历程
朱熹对天文现象的思考很早就已开始。据朱熹门人黄义刚“癸丑（1193年，朱熹63岁）以后所闻”和林蘷孙“丁巳（1197年，朱熹67岁）以后所闻”，朱熹曾回忆说：“某自五、六岁，便烦恼道：‘天地四边之外，是什么物事？’见人说四方无边，某思量也须有个尽处。如这壁相似，壁后也须有什么物事。其时思量得几乎成病。到而今也未知那壁后是何物？”[2]可见，朱熹从小就关心天文，直到晚年仍对此难以忘怀，并孜孜以求。
然而，朱熹在其早期的学术生涯中，并没有进行天文学的研究。朱熹早年除读儒家经典外，“无所不学，禅、道文章，楚辞、诗、兵法，事事要学”[3]。绍兴三十年（1160年，朱熹30岁），朱熹正式拜二程的三传弟子李侗为师，开始潜心于儒学，并接受李侗以“默坐澄心”于“分殊”上体认“理一”的思想。
据《朱文公文集》以及当今学者陈来先生所著《朱子书信编年考证》[4]，朱熹最早论及天文学当在乾道七年（1171年，朱熹41岁）的《答林择之》，其中写道：“竹尺一枚，烦以夏至日依古法立表以测其日中之景，细度其长短。”[5]
测量日影的长度是古代重要的天文观测活动之一。最简单的方法是在地上直立一根长八尺的表竿，通过测量日影的长短来确定节气；其中日影最短时为夏至，最长时为冬至，又都称为“日至”。与此同时，这种方法还用于确定“地中”。《周礼·地官》载：“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意思是，在夏至日中午测得日影为一尺五寸的地方，此地便是“地中”。而且，从“地中”向北，每一千里则影长增一寸；向南，每一千里则影长减一寸。这就是《周髀算经》所谓“周髀长八尺，勾之损益寸千里”。这一说法到南朝以后受到怀疑；唐朝的一行和南宫说通过不同地区日影的测量，进一步予以纠正。朱熹要其弟子林择之协助测量日影，显然是要比较不同地区日影的长短，其科学精神可见一斑。
在同年的《答蔡季通》中。朱熹写道：“历法恐亦只可略说大概规模，盖欲其详，即须仰观俯察乃可验。今无其器，殆亦难尽究也。”[6]
蔡季通，即蔡元定（1135～1198年）；建阳（今属福建）人，学者称西山先生；精于天文、地理、吕律、象数，著作有《律吕新书》、《大衍详说》等；为朱熹“四大弟子（ 蔡元定、黄干、刘爚、陈淳）”之首。蔡元定的年龄仅比朱熹小5岁，并在天文学等科学上有所造诣，很受朱熹的器重。从以上所引《答蔡季通》可知，当时朱熹正与蔡元定讨论天文历法，并且认为，研究历法必须用科学仪器进行实际的天文观测。
淳熙元年（1174年，朱熹44岁），朱熹在《答吕子约》中写道：“日月之说，沈存中笔谈中说得好，日食时亦非光散，但为物掩耳。若论其实，须以终古不易者为体，但其光气常新耳。”[7]显然，朱熹在此前已研读过北宋著名科学家沈括的《梦溪笔谈》，并对沈括的有关天文学的观点进行分析。胡道静先生认为，在整个宋代，朱熹是最最重视沈括著作的科学价值的唯一的学者，是宋代学者中最熟悉《梦溪笔谈》内容并能对其科学观点有所阐发的人。[8]
淳熙十三年（1186年，朱熹56岁），朱熹在《答蔡季通》中写道：“《星经
需要指出的是，儒家经典不仅包含了古代天文知识，而且这些天文知识还是古代天文学家从事科学研究的知识基础。在儒家文化作为主流文化的背景下，绝大多数科学家自小都学习过儒家经典，儒家经典是他们的最重要的知识来源，而且，他们的后来从事科学研究的基础知识甚至一些专业基础知识最初也都是从儒家经典中获得的。古代许多天文学家，正是在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科学知识的基础上，经过自己的进一步研究、发挥和提高，从而在科学上做出了贡献。从一些科学家的科学研究过程以及他们所撰著的科学著作中也可以发现，他们的科学研究与儒家经典中的知识密切相关，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儒家经典中某些知识的发挥和提高。
古代天文学家必定要以《尚书·尧典》为依据，同时结合《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诗经》、《春秋》“经传”等儒家经典中有关天象的纪录和天文知识，进行研究，这些儒家经典中的天文知识一直是后来科学家研究天文所不可或缺的理论依据和天文资料。比如南北朝时期的数学家、天文学家祖冲之编制《大明历》。祖冲之曾说自己在编制《大明历》的过程中，“搜练古今，博采沈奥，唐篇夏典，莫不揆量，周正汉朔，咸加该验”[9]，并且研读了包括汉儒刘歆、郑玄在内的许多学者有关历算方面的著述。刘宋大明六年(公元462年)，祖冲之将所编制的《大明历》上表给孝武帝，并说：“臣博访前坟，远稽昔典，五帝躔次，三王交分，《春秋》朔气，《纪年》薄蚀，……探异今古，观要华戎。”他还说，他的历法有两大改变，其一，提出每391年设置144个闰月；其二，“以《尧典》云‘日短星昴，以正仲冬’，以此推之，唐尧世冬至日，在今宿之左五十许度”。接着，祖冲之还论述了他的历法的三个“设法”，其中之一是，“以子为辰首，位在正北，爻应初九升气之端，虚为北方列宿之中”[10]。对于祖冲之的《大明历》，朝廷重臣戴法兴大肆责难。祖冲之则予以针锋相对的反驳，其中还就《诗经》中的“七月流火”以及《夏小正》中的“五月昏，大火中”，提出自己的看法。[11]由此可见，祖冲之在编制《大明历》时，是把《春秋》、《尚书·尧典》、《周易》、《诗经》、 《大戴礼记·夏小正》等儒家经典中有关天文学的内容当作重要的研究资料和依据。
儒家经典中包含着天文知识，而且这些知识实际上又是古代科学家研究天文学的知识基础和研究资料，这些事实很可以成为李约瑟所说“天文和历法一直是‘正统’的儒家之学”[12]的佐证。
注释：
[1] 杜石然等：《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上册，北京：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73页。
[2] 参见夏纬瑛等：《〈诗经〉中反映的周代农业生产和技术》，载李国豪等编：《中国科技史探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3] 《论语·里仁》。
[4] 《论语·学而》。
[5]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北京：科学出版社、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290页。
[6]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天学》，北京：科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42页。
[7] 李约瑟说：“一般认为，《月令》是公元前三世纪的东西，而它的确也不可能再晚，因为《吕氏春秋》是在公元前240年或239年成书的；……能田忠亮（日本学者，著《〈礼记·月令〉天文考》——笔者注）曾根据《月令》所提供的星象进行计算，认为《月令》大约成书于公元前620年前后，最早不会早于公元前820年，最迟不会迟于公元前420年。这样看来，它很可能是公元前五世纪的东西。”（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天学》，第59页）
[8] 《考工记·辀人》。
[9] 《宋书·律历志下》。
[10] 《南齐书·祖冲之传》。
[11] 参见《宋书·律历志下》。
[12]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天学》，第2页。
——根据拙著《儒家文化与中国古代科技》（中华书局2002年12月版）所编
三论中国古代天文历法是儒家之学
───朱熹对天文学的研究
关于李约瑟所说:“天文和历法一直是‘正统’的儒家之学。”[1]本篇以宋代大理学家朱熹对天文学的研究为例，予以进一步说明。
一. 天文学研究的历程
朱熹对天文现象的思考很早就已开始。据朱熹门人黄义刚“癸丑（1193年，朱熹63岁）以后所闻”和林蘷孙“丁巳（1197年，朱熹67岁）以后所闻”，朱熹曾回忆说：“某自五、六岁，便烦恼道：‘天地四边之外，是什么物事？’见人说四方无边，某思量也须有个尽处。如这壁相似，壁后也须有什么物事。其时思量得几乎成病。到而今也未知那壁后是何物？”[2]可见，朱熹从小就关心天文，直到晚年仍对此难以忘怀，并孜孜以求。
然而，朱熹在其早期的学术生涯中，并没有进行天文学的研究。朱熹早年除读儒家经典外，“无所不学，禅、道文章，楚辞、诗、兵法，事事要学”[3]。绍兴三十年（1160年，朱熹30岁），朱熹正式拜二程的三传弟子李侗为师，开始潜心于儒学，并接受李侗以“默坐澄心”于“分殊”上体认“理一”的思想。
据《朱文公文集》以及当今学者陈来先生所著《朱子书信编年考证》[4]，朱熹最早论及天文学当在乾道七年（1171年，朱熹41岁）的《答林择之》，其中写道：“竹尺一枚，烦以夏至日依古法立表以测其日中之景，细度其长短。”[5]
测量日影的长度是古代重要的天文观测活动之一。最简单的方法是在地上直立一根长八尺的表竿，通过测量日影的长短来确定节气；其中日影最短时为夏至，最长时为冬至，又都称为“日至”。与此同时，这种方法还用于确定“地中”。《周礼·地官》载：“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意思是，在夏至日中午测得日影为一尺五寸的地方，此地便是“地中”。而且，从“地中”向北，每一千里则影长增一寸；向南，每一千里则影长减一寸。这就是《周髀算经》所谓“周髀长八尺，勾之损益寸千里”。这一说法到南朝以后受到怀疑；唐朝的一行和南宫说通过不同地区日影的测量，进一步予以纠正。朱熹要其弟子林择之协助测量日影，显然是要比较不同地区日影的长短，其科学精神可见一斑。
在同年的《答蔡季通》中。朱熹写道：“历法恐亦只可略说大概规模，盖欲其详，即须仰观俯察乃可验。今无其器，殆亦难尽究也。”[6]
蔡季通，即蔡元定（1135～1198年）；建阳（今属福建）人，学者称西山先生；精于天文、地理、吕律、象数，著作有《律吕新书》、《大衍详说》等；为朱熹“四大弟子（ 蔡元定、黄干、刘爚、陈淳）”之首。蔡元定的年龄仅比朱熹小5岁，并在天文学等科学上有所造诣，很受朱熹的器重。从以上所引《答蔡季通》可知，当时朱熹正与蔡元定讨论天文历法，并且认为，研究历法必须用科学仪器进行实际的天文观测。
淳熙元年（1174年，朱熹44岁），朱熹在《答吕子约》中写道：“日月之说，沈存中笔谈中说得好，日食时亦非光散，但为物掩耳。若论其实，须以终古不易者为体，但其光气常新耳。”[7]显然，朱熹在此前已研读过北宋著名科学家沈括的《梦溪笔谈》，并对沈括的有关天文学的观点进行分析。胡道静先生认为，在整个宋代，朱熹是最最重视沈括著作的科学价值的唯一的学者，是宋代学者中最熟悉《梦溪笔谈》内容并能对其科学观点有所阐发的人。[8]
淳熙十三年（1186年，朱熹56岁），朱熹在《答蔡季通》中写道：“《星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