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因为逻辑学是一种思维方法或学术思想，而是由于它基于人类思想的本质，正上在这个意义上，思维逻辑才是全人类文化意义的；同样，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中国思想，它的超越性也是思想本质的，是人类本质意义的理性思想不可或缺部份（可参见周剑铭“论中国思想”系列文章）。当然，毫无疑问，实证科学的客观精神和分析演绎方法是现代科学和现代人不可缺少的，以对《易经》的陈旧解释来抗衡科学思想更是一种愚昧，如果要易学发扬光大，不仅要科学的方法和科学思想，更要在人类的思想本质和大文化意义上对《易经》的全新阐释和对中国文化的现代发扬。


3、文化基质与文化发展　

推理（演绎或分析）是思维方法和思维过程，它的最纯粹的形式就是公理形式系统，由于西方文化的演绎理性倾向是本源性的，所以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中就事实上具有了公理化演绎方法，这样西方文化中的理性倾向几乎可以由逻辑和数学作为代表。但是作为一种文化基质，它的普遍性并不能直接等同于它的特殊性，虽则它们具有一致性，但层次上的差别是不能混乱的，因此不能以一种文化的特殊性与另一种文化的普遍性作同层次的直接比较。比如，承认人世间有人世间的规律，自然有自然界的复杂现象，（把凯撒的还给凯撒，把上帝的还给上帝）这是西方的文化观，在这种文化观下，自然观和科学观就具有演绎和归纳的文化本质并且事实上成为不断发展和更新实证科学方法，但这样的文化观和科学观之间不是因果关系而是层次关系，但是人们恰恰是在设定文化基质与科学观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前提下，提出和企图解答“李约瑟难题”的，这样就必然发生许多难以理清的纠缠。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要么对科学进行重新定义，实际上扩大科学的概念，科学与历史、文化概念几与相同，把一切文化进步和文明都看作科学，也就无法定义什么是科学，这样就把问题取消了，所以人们可以认为“李约瑟难题”无意义，要么从另一端出发，以科学覆盖文化，把科学方法代替文化基质，这样就自然导致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不了具有演绎性的近代科学的推定。当然如果单方面地坚守中国文化的基质，仅仅把演绎和逻辑只作为科学方法看待，实际上就看不到西方文化中演绎理性的本质性，从而把西方文化中的普世性意义盲目排除了，这是造成对“李约瑟难题”许多不着边际的无效回答的原因。

实际上 “为什么发达的中国古代文明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技术？”这样的问题仍是有意义的，但只能在大文化的背景下才具有研究性的意义，而且不可能简单地用演绎方法直接得到某种因果答案，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才清楚地暴露了单独的演绎方法的局限性，问题的答案随着对问题的展开深度和广度而异，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简要地说，我们只能在现代阐释学的意义上展开这个问题。（或许在此已部份解释了“杨振宁解答”和现代意义的阐释学）在这样一种理解的前提下，“为什么发达的中国古代文明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技术？”可以剖析为两个同构问题：“为什么发达的中国古代文明在近代发展停滞？” “为什么中国的古代科学技术在近代发展停滞？”这两个问题的深度和广度就显而易知了。

人类文化的基质是共有共享的，否则人类就会有两个不同的，至少在精神基质上存在明显差异的物种，这种事情在任何情况下都未发现过，这应该是“我们”人类的骄傲。但是文化的发展却受各种条件的影响，文化的发展和传播也不会平衡，如果说西方文化偏重地发展了演绎理性，则中国文化偏重地发展了超越理性，至少这是由于中国的自然地理条件和基本单一化的农业生产的长期固定化环境以及其它一些物质条件缺乏等综合影响造成的，比如由于没有频繁的地理测量需求，所以中国古代没有产生几何学，中国传统数学的特点就是以计算技术为主，这样也就没有提供使《易经》这样的思想方法走向公理化演绎体系的机会，当然历史的复杂的因素和相互的影响不是象这样简单的说明就可以了事的，甚至也不能依靠单一的实证研究或抽象思辩所能解决的， 在文化层次上认定中国近代科学没有产生与中国近代文明发展的停滞是一回事，我们同样不能在这两者之间编织因果关系上的自相缠绕，我们往往是事先暗中设定科学与文化发展的因果关系，再问“为什么发达的中国古代文明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技术？”这样的问题，实际上就把中国文化发展的命运归结于属于它自身一部份的科学技术，这样的答案总是似是而非的。

《易经》是以思想范式的图式方法表达了不同于符号形式的形式系统，它不是对对象事实的实证表达，而是对现实中的思想的表达，它在文化的意义上表达了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理性精神，“天人合一”的理念则是这种文化精神的社会化表达。《易经》没有走向形式化的演绎道路并不是它自身的过错，正是它没有形式化为几何学，才保持了自身的思想性本质，而适应了中国古代整体社会文化要求，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连续发展奠定了基础，我们不能把后来的历史发展作为责任归咎于它，相反，我们要为我们今天仍不能全部铨释它的全部象征意义而自惭。《易经》与二进制的内在关系恰恰说明人类思想本质中仍然深深蕴藏的多重和多层次的秘密，而且是这个世界中最深遂的人类文化基质性秘密，比如反思就是思想本质之一，到目前为止，还看不到任何可以在形式化的意义上对反思的思想有所了解的思想，反思就与创造能力有关，这是计算迭代、电算嵌套等方法本质上无法相比拟的，即或是最有信心的人工智能专家，也未见得能敢于宣称人类未来可以制造出具有真正超过人的发明和创造性思维能力的计算机，在这个真正的前沿前方，人类面临着一片黑暗，但这却不是绝望，而是永远的希望。中西文化基质是互补的共有的，我们应在全人类文化背景和基础上去发掘正在向我们呈现出的崭新轮廓，去寻找我们远未理解的它们的全部意义。

4、演绎形式的灾难与中西形式的交汇点　

数学与逻辑的优美来自于形式的纯粹，这是所有专于这类学问的学者的骄傲，但这种珍品所需付出的代价是同样昂贵的，直到上一个世纪数理逻辑学者们才被它所惊醒，那就是著名的哥德尔定理。当我们抱怨《易经》和“天人合一”的理念缺少对象的客观性和逻辑的一致性的时候，西方的学术理论却也从来没有弄清过什么是客观性，什么是逻辑？客观性问题的困难是西方哲学的奥吉亚斯牛圈，这无须多说，而逻辑是有效的从来没有人能给出理论性的证明，逻辑前提是公理，但公理来自何方？逻辑推理的本质何在？以客观性为本质的科学思想当然强烈地拒绝将它归属于神，但在神之外能找到它的归宿吗？许多著名学者都在这紧闭的铁幕前踌躇无门，无论是直观的“不证自明”，莱布尼兹的"充足理由律"，维特根什坦的“穷尽所有的可能”，还是罗素说的“依形式而真”，都不是由演绎方法本身提供的，也不能由其证明，西方演绎理性引以为骄傲的科学客观性突然在最纯粹的形式中象幽灵一样消失了，这种情况在物理学的最前沿的基本理论中同样被看到，人们曾经信任地把知识真理归结为逻辑性，把逻辑的真理归结为形式的纯粹，罗素甚至努力地企图将科学的皇后——纯粹数学归化为逻辑，但当纯粹形式最终出现危机时，作为知识的全部基础就面临着崩溃的灾难，它对西方文化的暗示仍未被人充分领悟。但是形式之后，我们仍剩下了纯粹的符号，还有最后一问：什么是符号？实际上我们已经看到了当代学术思潮在上世纪对它发起的影响广泛的敲门声，一大批著名的学者在语言学、社会学、文化学、阐释学、美学等等极其广泛的领域寻找对它们的阐释，但却一直在那种内在的统一性本质之外徘徊。我们由此可以看到，恰恰是在演绎的形式理论走向它的极点时，突然发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