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和古老的中国式的形式方法——图式与象形文字在起源意义上的相遇，或许莱布尼兹在对八卦图式的研究中就已错过了它，我们的祖先留给了我们的是人类共有的财富，没有发现它们的真正内蕴价值不是他们的错，西方的科学技术在给我们带来丰富的物质手段和工具理性的同时，也形成了文化本质意义上的新的综合的空前机遇，“文化的冲突(中西)”，“两种文化（科学和人文）”不是灾难而是幸运，对它们的困惑正是表明在西方传统的文化框架下无法呈现出这种空前视野，当然也同样给也给我们带来了在文化废墟上所无法承受的沉重，但是我们的基地是坚实共有的，新的文化综合总在不断地新生，这正是易的核心思想。

5、超越综合　

中国思想虽然缺乏演绎性和形式方法，但它一样趒脱不了被形式化的命运，人类的轴心时代就是人类思想意识社会化、文化化的黄金时期，如果说希腊时代的人文精神固化在个性的人性上，那么中国思想的人文本质就固化在社会意识中。中国思想因它因与历史的统一而被现实捕获，它的人文精神迅速地被社会结构化了，被封建制度化了，封建制度吸吮它的精华而变得无比强大，因之创造了中华文明中的历史辉煌，但反过来又不仅扼杀了思想自由的本质，也扼杀个性人的自由，最终还造成封建社会自身发展的停滞，中国传统文化中强烈的人文精神未来得及普及到个人时就被封建制度固化了，文化也被迅速政治化，所以不仅没有产生制度化的民主，反而形成了对自由个性的压迫的封建意识形态，这可算作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第二个难题的一种回答。但是民主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概念，民主与专制也不是简单对立关系，民主总是与自由并列地被提到，同个性与人性的关系一样，它们相互依存，彼此不能替代，自由与民主这一对概念所包含的复杂性只能在历史和文化的环境背景下才能得到充分的阐释，启蒙时代的思想家对此就有深刻的理解。我们由此可以看出，任何将人类历史和文化形态简化后的问题和答案都总有失真，将中国近代历史中为什么没有产生现代科学技术与中国古代社会中为什么没有出现民主制度这样的历史形态问题直接归文化基质问题，实际上也是对演绎法的简化误用，它不会提供一种令所有的人满意和答案，现代学术理论中阐释学的重新兴起，正是人文社会学领域寻找新的理论工具的一种努力，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人文社会学领域与科学领域这样两种文化的本质上的分裂，而是一种新的整合基础上的超越。

中国传统文化与《易经》关系同样不可能在一种演绎或综合的框架中被简化分解，事实上《易经》也一直被这种简单形式化所连累，在它的历史过程中融入了民俗化形式中的浅近，同时也混入了庸俗和迷信，这也给中国文化和社会方方面面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但这一切不是简单的肯定或否定所能剥离的，也不是简单地用套用实证方法或者引入某种知识系统所能克服的，它需要一种自我彻底的更新，一种全新的综合基础上的超越。这种新的综合不是一个或几个学科、或者是几个领域的，而是现代大文化意义的，我们至少可以从两个并非偶然的例子中看到这点。中国的例子是中医理论，中医是人这个最复杂的体质系统的系统论，但是现代系统论思想却不能包涵它，也无法替代它，中医的现代化不但需要消化现代科学理论和方法，更需要自对身的消化，需要自身的最基本层次上的超越。西方来的例子是语言理论，语言是人类自身人类化的支持系统，它对人类的意义难以言喻，它的复杂性和隐秘性因其具体性和抽象性的结合而不亚于人自身的体质系统，但是西方的语言理论，特别是现代从语言学、逻辑学、语言哲学到分析哲学，从符号学到结构主义的全方位研究，虽然在不同的角度的学术领域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就，但从来没有在人这个最基本的平台上取得一种共同的基础，甚至还没有存在过这种希望，语言理论的迷雾不但笼罩着哲学这样最基础的学术领域及其相关的广泛的人文与科学诸多学科，而且随着这种研究的深入而越来越浓厚，西方文化中缺少一种统一性的文化基质，这却正是中国文化中固有的东西，面临着这样的机遇和挑战，我们还抱怨我们承继的遗产吗？对于当代人来说，对这些问题的兴趣而不是它的答案更具有意义，或许在我们把历史中没有发生过的东西设定为应当如此发生的而讨论未果时，我们将要真正错过历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