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说，时代已经迈入後殖民期；另一方说，先得承认自己的前现代性。後殖民期也就是所谓的後现代化时期，前现代性意味着还未开始融入世界现代化进程。用一元论的眼光来看，这两种说法分指两个时代，不仅全无实质区别，而且顺理成章；但在多元论者看来，二者代表着两种史观，其悬殊有如天壤，完全不容两立。
作为生活在中国大陆的一员，我很能理解青年们对“黄土文明”的厌倦，和对“蔚蓝色文明”的向往心态，也很钦佩他们的虎虎生气。而且认为，他们之信任历史一元论和拒斥多元论，是理性思考的结果，也并非全无理论的意义。
问题是，今天毕竟已经不是五四时代。二十世纪的历史是一页全球性的历史。这页历史教给我们许多东西，其中最重要的一件，也许正是启发全世界人都对历史究竟一元还是多元进行认真思索，以迎接二十一世纪的到来。
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
从一定意义上说，历史一元论就是认为人类文化只有时间上的进展，历史多元论则相信人类文化仅是空间上的分布。尽管双方学者都曾殚精竭虑，窥测玄机，乃至跋山涉水，深入不毛，其学识常常使人仰止，其精神往往引人崇敬；但是，不无遗憾的是，他们都有点象庄子早就指出过的那样，一个是“笃於时”，一个是“拘於虚”（《庄子·秋水》），犯了时间上或空间上的片面性。从思维方法上来说，都未能跳出两极对立非此即彼的古老窠臼。
一般地说，任何事物无不处於时间和空间之中；而时间和空间，又是互相成体，相互为用，无由分立的。自然事物如此，社会历史亦然。
以文化论，任何存在形式和发展程度的文化都不是自然物，而是人的创造品，是特定人群在特定生存条件下进行生存的方式和表现，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这也就是说，任何文化都有自己发生和存在的历史时间和社会空间。超时间、超空间、超人群、超生活的文化，是不存在的，也是不可思议的。
因此，可以这样说，人的本质对象化为文化，文化的本质表现於其民族性和时代性。正如任一个人无不属於某一民族和某一时代一样，任一文化也无从脱离某一时代和某一民族。
不言而喻，由时代性展现的文化的时代内容，是变动不居的，在社会历史的转折关头，甚至可以发生前後对立的剧变，使同一文化分为截然不同的时段。由民族性展现的文化的民族内容，则相对稳定，使任一文化得以形成自己特有的模式和传统。这两种属性虽或动或静一阳一阴，却相反相成互为体用，并以此构成了文化存在和发展的内在机制：变化出来的时代内容经过筛选慢慢沉积为稳定的民族内容，使文化得以存在；而民族内容则以其稳定给时代内容去变化提供基地，使文化与日俱新。
当然，民族性的文化内容并非只容本族所专有，其中常有或寓有通行的人类性的内容；同样的，时代性的文化内容亦非仅能风行於一时，其中常有或寓有不变的永恒性的内容。正是以此，文化才得以积累，使後一时代胜过前一时代；也正是以此，文化才可以传播，从这一民族波及另一民族。
文化的时代性内容中，那些反映历史进步方向的内容，形成时代精神。文化的民族性内容中，那些表现民族生命活力的内容，形成民族精神。时代精神对於更高的时代来说，可以成为时代的局限性；民族精神对於其他民族来说，可以成为民族的局限性；如果他们自我满足、自视不凡的话。更不用说那些挥舞本非时代精神民族精神的内容以作大旗，去抗拒进步欺凌弱小的行为，其局限性之愚昧和狂妄了。
文化的属性大概如此。人类对此属性的把握，经过了许久的时间和多次的尝试。以近代中国为例，从洋务运动的师夷长技，经戊戌、辛亥的变革国体政体，到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前後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集众人的智慧，仅仅弄清楚了文化之作为文化，原来竟有三层结构，即仅仅弄清楚了文化的现象形态。至於更重要的方面，文化的社会本质方面，可以说，直到现在还没能取得共识。
五四时代的革新人物认为，东西之争乃古今之争，其说为促使再造青春中华建立了汗马功劳。但是，理论地看，他们仅仅认识到了文化具有时代属性的一面，并以之否定文化还同时具有的民族属性，因而，在再造一个甚么样的中华这样的方向性问题上，他们分道扬镳了，并终於先後落马。与革新人物相反，保守派们大多有意无意地抓住文化的民族性一面，强调东西差异乃性质差异，譬如说一个主静一个主动、一个重精神一个重物质之类，不存在甚么时代的区别。其说对於鼓舞民族自豪增强民族自信也许会有一些好处，但它难免由於拒绝时代而被时代拒绝的下场。只是到了抗日战起，到了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文化的民族性特质，才以“民族的形式”的资格，由一位文学家（胡秋原）提了出来。
人们常说抗日战争中断了如何建设中华的理论讨论，其实也不尽然。可以说，正是这场战争的血与火，时时提醒着人们注意民族存在的事实；文化的民族性问题，也正是在抗日战争中才逐渐被接受被理解的。遗憾的是，战争硝烟刚刚散去，人们便又忘乎所以，只抓住时代性一端，彼此攻讦起来了。
文化有自己的内在发展机制。它不因人们否认其民族性而掩藏英雄本色，也不因人们否认其时代性而停止前进脚步。尽管人们对此常无自觉，但文化却能宽容地通过这些盲目的工具，保持自己的存在并开辟自己的道路；虽然委屈地但却耐心地启发、等待这些工具的觉悟。当然，为此它要付出许多代价。
终於，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从东亚经济的发展，从冷战局面的终结，认识到了文化民族性的威力，开始重视不同文化的不同特色，以之补充过去长期障人耳目的时代差别。
由於这股潮流正当方兴未艾之机，可以想象，在即将来临的二十一世纪里，文化的民族特性必将得到进一步的确认，世界的多元局面可望逐步形成，一个全球性的百鸟争鸣的春天就要到来。
在我们为此而欢欣汴舞庆祝文化霸权即将寿终正寝的时刻，作为曾经受制於霸权也曾经以霸权制人的中华民族的成员，需要特别警惕民族主义的膨胀，勿受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之类预言的蛊惑。正是在这样的时候，倒是真应该认真听听一元论的意见，当然不是在它们原来的中心论和绝对论的意义上，而是鉴於文化具有时代属性这样的事实。
文化的时代属性无从离开其民族属性，所以西方的现代化乃是西方传统西方民族的现代化。在这个意义上，东方人说，“要现代化不要西化”，以区分西方文化的时代性与民族性，是正确的。但是，事情还有另外一面，文化的民族属性也无从离开其时代属性，各民族的固有文化总不免带着其所从来的时代烙印，成为抱残守阙的动因。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民族都不宜自我欣赏，而应该学会去欣赏别人，以求攀登时代的最高颠峰。
就整个人类来说，历史是一元的，同时也是多元的；是多元的，同时也是一元的；一元就寓於多元之中，多元到最後将归於一元。每个民族都在以自己的聪明才智为人类的大厦添砖加瓦，大小河流最後都将汇入大海。因此，每一种文化的民族和国家不仅要学会与别人共存，更要学会向别人学习，学习别的文化的民族性中的人类性成份，时代性中的永恒性成份；同时也无私地奉献自己，不因能力大小而生尊卑妄念。
中华文化曾经有过独领风骚万国来朝的光辉历史，也曾有过一败涂地百孔千疮的苦难历程，带着这样两种经验，站在二十一世纪门口，我们相信，它一定能够妥善处理好在未来的时代大潮中，本民族所应该承担的人类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