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体系的演化形成了稳固的不平衡城乡二元社会格局，农民再一次失去了文化脱贫的时机，梁漱溟先生尖锐的指出“农民处于九天之下”。由于在当时状况下可维持农民的吃饭与农村社会的稳定，这种文化贫困没有引起主导层与城市居民的足够重视，顶多只是到改革开放初期，初入城市的农民工被视为没有文化没有教养的粗人，城市社会产生对农民的社会排斥，而改革开放使得人口的流动性大大增强，异质文化也得以迅速而广泛的交流，在交流中作为一个阶层的农民的身份认同逐渐增强，旧时遗留下来的微薄文化遗产早已不能够应对时代的需求，他们开始逐渐寻求自身的文化，“经济增值发展观”主导之下的文化贫困危机才开始逐步显现出来，封建主义迷信死灰复燃，低俗文化盛行，而在进城没有得到职业游荡于城乡之间的农民工中滋生了反社会的流民文化，这一切开始逐渐威胁到社会的稳定。时至今日，农民文化贫困在此消彼长的态势之下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呈现出非常复杂的特点。    
 
三、农村文化贫困的特征与机制
    
文化是一个庞大而争议颇多的概念，本文所讨论的文化包括了除物质层面以外的所有精神创造物及其体制体系。对所包涵在文化框架下的所有论述，基本关注点在于农民人力资本和文化资源拥有的提高，其次在于多元文化之间社会快速转型期文化整合的需求。
    (一)教育资源——农民文化贫困的起点与决定性力量
    教育资源是社会结构与社会分层研究都不能忽略的分析因素，教育也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教育资源的不平等不但会影响受教育本人，而且会通过代际传播影响至下一代。从某种意义上讲，教育是摆脱贫困及其代际传递的必由之路。那么，农村的教育资源分配是怎样的一幅状况呢?
    在我国现行的“分级办学”制度下，城市的办学资金由国家承担，而农村义务教育资金投资中，中央政府仅占2％，省市级占11％，县级占9％，而乡镇负担则高达78％。乡镇的负担都几乎原封不动的转嫁到相比城市居民收入只有1/3的广大农民身上。从1985-1995年全国对农民征集的“教育附加费”总额超过1100亿元，而仅1993-1999年7年间，从农民征收的教育集资超过516亿元人民币。一个普遍的现象是当城市中小学正在普及外语与计算机教育时，农村地区的多数小学和初中运行经费难以维系，甚至教师工资都难以保障，2000年4月的一项不完全统计显示全国拖欠教师工资总额高达135.6亿元人民币。⑤1999年，小学生人均经费城乡差距为11倍(上海市3556.9元，贵州农村323.6元)，初中生的城乡差距则为12.4倍(北京市5155.2元，贵州416.7元)，体现在高等教育上，高校收费改革启动以2000年学费的最低标准4200元计，相当于1999年中国农民人均年收入(2210元)的190％。一方面使农民子女对上大学望而却步，即使入学也是大部分分流到普通院校与冷门专业。另一方面农村倾全力(借帐累债)所培养的大学生在毕业后跳出农门远离农村，与农村本身的发展无甚关联。正所谓“不上学等着穷，上了学立刻穷”。
    正如学者所言，在未来数十年间，一个主要由只受过小学和初中教育的群体构成的农村社会，与一个主要由接受了高中及其以上教育的群体——正是这一群体主导着政治权力和经济资源——构成的城乡社会之间，无疑将出现更大的断裂。⑤
    (二)传统文化——农民文化贫困的内在障碍
    对于不同文化伦理与社会发展的关联分析始于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分析了西方特殊伦理精神对于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促进作用，《儒教与道教》则阐述了在中国不能发生资本主义的文化因素，韦伯的命题引发了社会发展中的文化因素分析的热潮。
    一定的文化伦理会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反之亦然。在具体分析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文化因素的作用时，对传统文化因素当然不能一概而论，但是在社会转型期，传统小农经济土壤上孕育的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却真正成为农民脱离贫困的内在障碍，农村社会中消极无为、听天由命的人生观；安贫乐道、得过且过的生活观；懒散怠惰、好逸恶劳的劳动观；不求更好、只求温饱的消费观；老守田园、安土重迁的乡土观；多子多福、重男轻女的生育观等，所谓“种田为饱肚，养猪为过年，养牛为犁田，喂鸡喂鸭换油盐”。这种文化传统有着强大的辐射力与遗传力，常常表现为一种内控自制惯性运动，作用和影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造成各种不同的社会效应，正如班费尔德所说，“穷人基本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利用机会摆脱贫困之命运，因为他们早已内化了那些与大社会格格不入的一整套价值观念。”在我国农村社会发展中，我们同样可以发现，在农民中普遍存在的小农意识，缺乏市场经济观念，缺乏对公共事务的关注与参与，缺乏创新与改革的意识，依赖于组织和上级政府的救济与扶持，安于现状，创业精神不强，难以变革传统和习惯的生活方式。
    (三)制度建设滞后——农民文化贫困的外力缺失
    文化的发展必须依赖于一定的社会设置，合理的社会设置通过宣传与贯彻其观念原则，依靠确定的规范体系，由社会设置中一定的人、群体和组织，凭借社会机构与设施，实现对社会个体的教化与社会整体文化建设，因而在社会发展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通过“单位”形式把包括基层政权组织在内的各种文化组织及其活动深入到包括农村社会在内的基层社会，虽然只是通过简陋的文化站(室)和新华店分支机构及电影放映等手段来实施，但毕竟对农村社会的文化发展起到了不容忽视的推动作用。而在社会转型期，一方面传统单位逐渐消解，由“管理型”向“利益型”转化，另一方面农村社会的需求萎缩，一个普通的现象是基层文化机构被逐渐掏空，在很多基层农村，再也见不到文化机构与文化活动的影子，2000年乡镇文化机构比1995年减少2285个，下降5.5％，歌舞厅、卡拉0K厅、录像馆等传播文化的机构乘虚而入，担当起了原来文化机构所承担的社会教化责任，农村物资交流大会成为江湖术士、艳舞、脱衣舞等低级黄色文化与假冒伪劣商品的交流平台，而一般的研究中，无视农村文化设施与文化活动严重缺失的现状与社会政策的作用，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简单的把责任归结为农民文化素质低下、文化识别与选择能力差。
    (四)低俗文化与迷信文化——农民文化贫困的选择困惑
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文化的阵地不为高尚所占领，便会被低俗所侵占，农村文化近年来的低俗化迷信化倾向开始抬头，而很多人却简单地把此归结为市场经济的世俗化必然过程，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与市民社会的成熟是非常迫切需要一种文化作为支撑，这是我们非常缺乏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加选择。
现今农村的群众性体育、文艺活动几近绝迹，农村传统春节喜闻乐见的“社火”等活动也日渐衰落。传统文化活动本身形式内容的落后是一方面的原因，但不能把活动本身同活动的创新相混同。近年来农村赌博盛行，农民宁修庙不建校，许多带有浓重迷信色彩的活动披着宗教的外衣四处招摇，黄赌毒等文化毒瘤在某些农村俨然成风，同时，流动的农民工把一些不良的城市文化与流民文化带入农村，导致在部分农村地区带有黑社会和帮派性质的团体与家族宗族势力结合起来，严重扰乱了农村社会的秩序。 
(五)科技知识与技艺文化——农民文化脱贫的新路径
科学技术对社会特别是中国转型期社会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正如我们所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巨大作用在发达国家已显现无疑，美国许多高技术企业的无形资产已超过了总资产的60％，通过科学技术内化而转化为人的现代化之后的影响更是无法估量，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应用带来了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但由于历史体制等多方面原因，城市与农村之间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