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恒先》对“名”与“言”的关系有独到的见解，认为“名出于言，事出于名”——“言”决定“名”。这与先秦名学中占主导地位的“名不正则言不顺”（《论语·子路》）观点迥异。“名不正则言不顺”是讲“名”决定“言”，强调语言规范的意义，把注意力集中在“正名”上。但如果一味强调语言要合乎规范，追求名实一一对应，在实践中肯定有行不通的地方。相比之下，《恒先》就通达得多，不仅承认一些非理据性语言符号的价值，而且提出“名出于言”这一更符合语言实际的观点。正是由于“言”决定“名”，语言中才会出现种种非规律性现象。因为“言”本身便存在诸多可能性和不确定性（《恒先》第六简：“言非言，无谓言。”），加之人在认识能力上的差异与局限（第八简：“有人焉有不善，乱出于人。”），在制“名”之初，很容易造成“有疑詤”的情况。《恒先》对“言”在语言体系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的阐述，值得重视。
最后，《恒先》重视社会力量和历史因素对语言所起的共同作用，强调语言的社会本质。所创制的“名”一旦进入语言体系，就必须接受整个社会的校比，这样才有可能在历史上被沿用下来。而对于学习、接受既成的语言体系的人来说，则不能抗拒历史因素的影响。
可见，《恒先》虽然篇幅短小，但对涉及语言符号强制性特点的许多关键问题都作了言简意赅、鞭辟入里的分析与说明，自然能够推导和总结出“习而不可改也”这一论断。
三、“习以不可改也”对语言研究的意义
“习以不可改也”体现了深刻的语言学思想，对于语言研究工作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在理论语言学方面，《荀子·正名》的“约定俗成”理论与《恒先》的“习以不可改也”观点，堪称相得益彰，能够很好地说明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和“强制性”特点，有助于进一步推动西方语言学理论的民族化，实现古为今用。
在语言学史方面，《恒先》的公布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先秦语言学思想的认识。其中的“习以不可改也”思想，达到了很高的认识水准。后代虽然也有类似的看法，但都不及《恒先》论述得深刻。如唐代慧琳《一切经音义》在评论俗字时就经常说“行已久矣，不可改正也”“行之已久，无如之何”，但就字论字而已，缺乏像“举天下之名虚属，习以不可改也”这样从语言学角度立意的概括性语言。可见，“习以不可改也”的思想在语言学史上的地位应受到充分重视。
在应用语言学方面，《恒先》也有不少足资启迪之处。“言名先者有疑詤，言之后者校比焉”有助于我们加深理解词汇在应用过程中是如何被淘汰与选择的，这对我们整理异形词、研究外来词的演变都不无裨益。尤为重要的是，《恒先》对某些非理据性符号的肯定，对于我们客观地评价语言中的非规律现象（如“积非成是”的问题），具有一定借鉴作用。
注释:
【1】 李学勤《楚简〈恒先〉首章释义》，简帛研究网，2004-4-23。
【2】 郭齐勇《〈恒先〉——道法家形名思想的佚篇》，简帛研究网，2004-5-8。
【3】 洪诚《略论中国古代语言学与名学的关系》。《洪诚文集·雒诵庐论文集》，第181页，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
【4】 廖明春《上博藏楚竹书〈恒先〉简释》（修订稿），孔子2000网，2004-4-22。
【5】 董珊《楚简〈恒先〉初探》，简帛研究网，2004-5-12。
【6】 黄人二、林志鹏《上博藏简第三册恒先试探》，简帛研究网，2004-5-12。
【7】 赵建功《〈恒先〉新解六则》，孔子2000网，2004-6-10。
【8】 庞朴《〈恒先〉试读》，简帛研究网，2004-4-26。
【9】 刘信芳《上博藏竹书〈恒先〉试解 》，简帛研究网，2004-5-16。
【10】王志平《〈恒先〉管窥》，简帛研究网，2004-5-8。
【11】杨伯峻《古今汉语词类通解》，第111页，北京出版社，1998年。
【12】李零《〈恒先〉释文考释》。《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三）》，第29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13】黄侃《文心雕龙札记》，第13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14】许全胜《〈孔子诗论〉零拾》。《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第373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
【15】王念孙《广雅疏证》，第72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
【16】同【15】第166页。
【17】董珊《楚简〈恒先〉初探》，简帛研究网，2004-5-12。
刘信芳《上博藏竹书〈恒先〉试解 》，简帛研究网，2004-5-16。
【18】叶蜚声、徐通锵《语言学纲要》，第2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三版。
【19】〔瑞士〕索绪尔著，高名凯译《普通语言学教程》，第104页，商务印书馆，1980年。
【20】同【19】第107页。
【21】同【19】第108页。
【22】同【19】第109页。
【23】同【19】第110页。
【24】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编《经法》，第29页，文物出版社，1976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