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兴衰的文化解读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11
经济发展史表明，任何一个产业的发展都离不开文化因素。区别只是在于：产业层次越高，文化因素就越浓，文化对产业发展的作用就更大。商业作为第三次产业，是文化因素最易汇集、文化含量较高的产业，徽商的兴衰就对此作了历史的实证。可以认为，文化是徽商的“神”，而各种各样的商业活动只不过是徽商的“形”。在文化更为繁荣昌盛的今天，从文化层面解读徽商的兴衰，对于正确认识徽商精神，从历史借鉴中有选择地弘扬徽商精神，以进一步发展我们的现代经济，会有积极的启迪意义。
一、徽商的兴盛与徽文化的作用
在明清时期中国兴起的“十大商邦”中，徽商以“左儒右贾”的特色而区别于其他商帮，充分体现了徽商厚重的文化因素。中国的用词习惯是“左”重于“右”，我以为，用“左儒右贾”而不是“亦贾亦儒”来概括徽商的特色，可能更为确切、更为深刻，其确切与深刻之处在于：文化对徽商的兴盛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对徽商的兴起而产生深刻影响的文化，是具有地域特色的“徽文化”。徽商作为一个商业集团，始于明代的成化、弘治年间（1457-1505年），而徽文化作为一种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它的起点至少可以追溯到东晋时期，比徽商的产生早近千年。徽州是典型的移民地区，古徽州的人口大多是在历史变故中迁来的中原地区移民，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口是士族富户。如据史料记载，西晋“永嘉之乱”（307-313年）时，因避战乱而由中原迁入徽州的士族有程、鲍、俞、黄等十五氏；唐末黄巢起义(875-884)时，迁入徽州的士族有陆、陈、叶、孙等四十八氏；两宋之际、元末明初，更有大量的北方移民至徽州定居。这些移民带来了中原地区丰富的文化，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徽州地区的每个家族、每个村落，从一开始就有丰厚的文化底蕴。经过千年的文化积淀，在徽州地区特定的自然、地理、人口、资源、经济、社会诸多条件下，才孕育和造就出赫赫的徽商，徽文化对徽商的“神”和“形”都打下了深刻的烙印。
徽文化的内容非常丰富，归纳起来可以分为三大体系：一是观念文化，二是制度文化，三是地域文化。观念文化是意识形态层面的文化，它的核心是儒家思想，徽州号称“东南邹鲁”，又是“程朱理学”的故乡，封建理学的观念文化在徽州地区牢固地处于思想统治地位；制度文化是社会管理和政治层面的文化，在封建社会的基层，它的核心是以家族宗族乡族为形式的宗法制度文化，徽州地区形成并保留着最完整、最有效的家族宗族乡族结构体系，世世代代维系和控制着徽州人的思想和行为；地域文化是劳动人民历史地创造的乡土文化，但徽州的地域文化却是层次很高的乡土文化，扬名于世的就有徽剧、徽菜、徽派建筑、徽州朴学、徽州版画、徽州篆刻、徽州文书、新安理学、新安画派、新安医学等，洋洋大观，光彩夺目。观念文化、制度文化、地域文化在古徽州地区根基很深，又密切联系，从不同层面推动徽商的繁荣发展。
观念文化从思想理念的层面推动着徽商的繁荣发展。古徽州地区的一个特殊条件是人多地少，这里号称“八山一水一分田”，在晋末、唐末和北宋末期三次大规模的移民潮中，徽州地区人口猛增，导致耕地不足、粮食短缺，在人口的重压下只得外出经商图生，是产生徽商的最初动因。徽州地区儒风甚茂，受封建理学的深刻影响，徽州人仍然崇尚业儒进仕、扬名显宗，所以，徽州地区书院甚多，明清时期考取进士、状元的徽州人屡为安徽之冠。读书做官固然很好，但成功者毕竟只有少数人，而经商是一条相对容易的道路，因而大多数徽州人便“弛儒而张贾”，经商便渐成风气，形成“徽人什六七从商”的局面。不过，他们在经商过程中，总以多种方式与封建衙门保持密切的联系，徽州盐商更是依靠封建朝廷授予的特权而大发暴利，出现了一批“红顶商人”；他们在经商获利后，为了子孙后代的利益，又“宁弛贾而张儒”，利用雄厚的资财，重振儒业。在儒、贾两个方面，徽人“一弛一张，迭为相用”，不是力图从贾成富，就是追求业儒为官，官与商互助，成为徽商的一大特点。而在封建社会条件下，这正是商业集团取得成功的社会政治条件。在从商过程中，徽商更以儒商为荣，他们笃信“生财大有道，以义为利，不以利为利”（《黟县三志》卷十五《舒君遵刚传》），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仁心为质，和合为用，程朱理学的价值观、义利观渐成徽商的经营理念。徽商的大量史料表明，儒家思想和程朱理学从观念文化层面对徽商繁荣发展的影响，是深刻而巨大的。
制度文化从家族和社会层面推动着徽商的繁荣发展。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存在着“双重统治格局”的制度体系，即封建朝廷的上层统治和基层组织的社会统治，亦即“国”与“家”的统治，两者的统治通过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封建文化在深层次上的联系而牢固地连接起来，史学界称之为“家国同构”。中国封建社会基层组织统治体系的基础，是家族宗族乡族严密而有序的组织，这在古徽州地区表现得最为充分。从中原迁来的每一户土族都希望能在徽州繁衍发展、举族兴旺，乃以家谱、宗祠、祭祀等多种形式维系着家族的精神与文化联系，各姓氏、各门户都有很强的凝聚力和进取性。往往是，一人从商，族人跟进，一人有难，全族相助。宗族中的每一户人家，都以家族为重，以从商的业绩光耀门户，为族人争光；而族人又以经商富户为楷模，鞭策子孙，努力奋进。徽州的商人以家族宗族乡族为纽带，表现出很强的团队精神，所以，他们能走出徽州，在各大城镇和商埠从商，不仅站稳脚跟，而且能蓬勃发展，形成气候。他们联合宗族势力在许多城市建立富丽堂皇的会馆，就是历史的见证，可以说，这种以家族宗族乡族为基础的制度文化对徽商繁荣发展的巨大作用，是中国的其他商帮难以相比的。
地域文化或乡土文化从个人素质层面推动着徽商的繁荣发展。徽商是一个文化修养水平较高的社会阶层，他们非常注重从书本中去学习经商技能，又不断地在实践中总结提高，非常注重个人道德修养，可以说，这也是繁荣昌盛的徽州地域文化所培育的。徽州商人在幼年时期大多在由宗族兴办的学堂或书院受过启蒙教育，成人后已具备一定的文化知识而走向商海；许多商人本身就是理学信徒、诗画戏曲爱好者或文物方面的收藏家，更有一些商人本身就是理学鸿儒、诗人、画家、金石篆刻家、书法家、戏曲家。他们经商致富后，更加热衷于乡土文化建设，在家乡投资办学、刻书、藏书、建戏班、办文会，给后世留下宝贵的文化遗产。繁荣昌盛的徽州地域文化抚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徽商，而徽商的发展又为徽州地域文化的繁荣提供了丰厚的物质基础。在浓郁的地域文化熏陶下，徽州商人的个人文化素质比较高，对徽商繁荣发展起着极为重要的基础性作用。
二、徽商的衰落与徽文化的局限
从明中叶到清朝嘉庆年间，徽商雄飞中国商界300余年，清道光以后则逐渐趋于衰落。徽商的衰落有多种复杂的原因，但与徽文化的局限性也有密切的关系。
徽文化是历史的产物，它固然有历史的贡献，也必然有历史的局限。深入研究徽文化的三大构成体系可以看出，徽文化的历史局限性是非常明显的。首先，从观念文化而言，程朱理学是徽文化的核心，当中国社会逐步进入近代社会时，程朱理学作为封建社会的思想理论，仍顽固地维护走向衰落的封建制度，严重地禁锢人们的思想观念，已成为社会进步的思想桎梏。其次，从制度文化而言，家族宗族土族体系是封建社会基层制度的组织体系，在基层社会维护封建宗法制度，当中国社会逐步进入近代社会时，家族宗族乡族的落后性也就日渐显现，成为社会进步的制度锁链。第三，从地域文化而言，尽管同观念文化与制度文化的性质不同，其
一、徽商的兴盛与徽文化的作用
在明清时期中国兴起的“十大商邦”中，徽商以“左儒右贾”的特色而区别于其他商帮，充分体现了徽商厚重的文化因素。中国的用词习惯是“左”重于“右”，我以为，用“左儒右贾”而不是“亦贾亦儒”来概括徽商的特色，可能更为确切、更为深刻，其确切与深刻之处在于：文化对徽商的兴盛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对徽商的兴起而产生深刻影响的文化，是具有地域特色的“徽文化”。徽商作为一个商业集团，始于明代的成化、弘治年间（1457-1505年），而徽文化作为一种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它的起点至少可以追溯到东晋时期，比徽商的产生早近千年。徽州是典型的移民地区，古徽州的人口大多是在历史变故中迁来的中原地区移民，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口是士族富户。如据史料记载，西晋“永嘉之乱”（307-313年）时，因避战乱而由中原迁入徽州的士族有程、鲍、俞、黄等十五氏；唐末黄巢起义(875-884)时，迁入徽州的士族有陆、陈、叶、孙等四十八氏；两宋之际、元末明初，更有大量的北方移民至徽州定居。这些移民带来了中原地区丰富的文化，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徽州地区的每个家族、每个村落，从一开始就有丰厚的文化底蕴。经过千年的文化积淀，在徽州地区特定的自然、地理、人口、资源、经济、社会诸多条件下，才孕育和造就出赫赫的徽商，徽文化对徽商的“神”和“形”都打下了深刻的烙印。
徽文化的内容非常丰富，归纳起来可以分为三大体系：一是观念文化，二是制度文化，三是地域文化。观念文化是意识形态层面的文化，它的核心是儒家思想，徽州号称“东南邹鲁”，又是“程朱理学”的故乡，封建理学的观念文化在徽州地区牢固地处于思想统治地位；制度文化是社会管理和政治层面的文化，在封建社会的基层，它的核心是以家族宗族乡族为形式的宗法制度文化，徽州地区形成并保留着最完整、最有效的家族宗族乡族结构体系，世世代代维系和控制着徽州人的思想和行为；地域文化是劳动人民历史地创造的乡土文化，但徽州的地域文化却是层次很高的乡土文化，扬名于世的就有徽剧、徽菜、徽派建筑、徽州朴学、徽州版画、徽州篆刻、徽州文书、新安理学、新安画派、新安医学等，洋洋大观，光彩夺目。观念文化、制度文化、地域文化在古徽州地区根基很深，又密切联系，从不同层面推动徽商的繁荣发展。
观念文化从思想理念的层面推动着徽商的繁荣发展。古徽州地区的一个特殊条件是人多地少，这里号称“八山一水一分田”，在晋末、唐末和北宋末期三次大规模的移民潮中，徽州地区人口猛增，导致耕地不足、粮食短缺，在人口的重压下只得外出经商图生，是产生徽商的最初动因。徽州地区儒风甚茂，受封建理学的深刻影响，徽州人仍然崇尚业儒进仕、扬名显宗，所以，徽州地区书院甚多，明清时期考取进士、状元的徽州人屡为安徽之冠。读书做官固然很好，但成功者毕竟只有少数人，而经商是一条相对容易的道路，因而大多数徽州人便“弛儒而张贾”，经商便渐成风气，形成“徽人什六七从商”的局面。不过，他们在经商过程中，总以多种方式与封建衙门保持密切的联系，徽州盐商更是依靠封建朝廷授予的特权而大发暴利，出现了一批“红顶商人”；他们在经商获利后，为了子孙后代的利益，又“宁弛贾而张儒”，利用雄厚的资财，重振儒业。在儒、贾两个方面，徽人“一弛一张，迭为相用”，不是力图从贾成富，就是追求业儒为官，官与商互助，成为徽商的一大特点。而在封建社会条件下，这正是商业集团取得成功的社会政治条件。在从商过程中，徽商更以儒商为荣，他们笃信“生财大有道，以义为利，不以利为利”（《黟县三志》卷十五《舒君遵刚传》），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仁心为质，和合为用，程朱理学的价值观、义利观渐成徽商的经营理念。徽商的大量史料表明，儒家思想和程朱理学从观念文化层面对徽商繁荣发展的影响，是深刻而巨大的。
制度文化从家族和社会层面推动着徽商的繁荣发展。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存在着“双重统治格局”的制度体系，即封建朝廷的上层统治和基层组织的社会统治，亦即“国”与“家”的统治，两者的统治通过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封建文化在深层次上的联系而牢固地连接起来，史学界称之为“家国同构”。中国封建社会基层组织统治体系的基础，是家族宗族乡族严密而有序的组织，这在古徽州地区表现得最为充分。从中原迁来的每一户土族都希望能在徽州繁衍发展、举族兴旺，乃以家谱、宗祠、祭祀等多种形式维系着家族的精神与文化联系，各姓氏、各门户都有很强的凝聚力和进取性。往往是，一人从商，族人跟进，一人有难，全族相助。宗族中的每一户人家，都以家族为重，以从商的业绩光耀门户，为族人争光；而族人又以经商富户为楷模，鞭策子孙，努力奋进。徽州的商人以家族宗族乡族为纽带，表现出很强的团队精神，所以，他们能走出徽州，在各大城镇和商埠从商，不仅站稳脚跟，而且能蓬勃发展，形成气候。他们联合宗族势力在许多城市建立富丽堂皇的会馆，就是历史的见证，可以说，这种以家族宗族乡族为基础的制度文化对徽商繁荣发展的巨大作用，是中国的其他商帮难以相比的。
地域文化或乡土文化从个人素质层面推动着徽商的繁荣发展。徽商是一个文化修养水平较高的社会阶层，他们非常注重从书本中去学习经商技能，又不断地在实践中总结提高，非常注重个人道德修养，可以说，这也是繁荣昌盛的徽州地域文化所培育的。徽州商人在幼年时期大多在由宗族兴办的学堂或书院受过启蒙教育，成人后已具备一定的文化知识而走向商海；许多商人本身就是理学信徒、诗画戏曲爱好者或文物方面的收藏家，更有一些商人本身就是理学鸿儒、诗人、画家、金石篆刻家、书法家、戏曲家。他们经商致富后，更加热衷于乡土文化建设，在家乡投资办学、刻书、藏书、建戏班、办文会，给后世留下宝贵的文化遗产。繁荣昌盛的徽州地域文化抚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徽商，而徽商的发展又为徽州地域文化的繁荣提供了丰厚的物质基础。在浓郁的地域文化熏陶下，徽州商人的个人文化素质比较高，对徽商繁荣发展起着极为重要的基础性作用。
二、徽商的衰落与徽文化的局限
从明中叶到清朝嘉庆年间，徽商雄飞中国商界300余年，清道光以后则逐渐趋于衰落。徽商的衰落有多种复杂的原因，但与徽文化的局限性也有密切的关系。
徽文化是历史的产物，它固然有历史的贡献，也必然有历史的局限。深入研究徽文化的三大构成体系可以看出，徽文化的历史局限性是非常明显的。首先，从观念文化而言，程朱理学是徽文化的核心，当中国社会逐步进入近代社会时，程朱理学作为封建社会的思想理论，仍顽固地维护走向衰落的封建制度，严重地禁锢人们的思想观念，已成为社会进步的思想桎梏。其次，从制度文化而言，家族宗族土族体系是封建社会基层制度的组织体系，在基层社会维护封建宗法制度，当中国社会逐步进入近代社会时，家族宗族乡族的落后性也就日渐显现，成为社会进步的制度锁链。第三，从地域文化而言，尽管同观念文化与制度文化的性质不同，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