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上古史和考古学领域中，甲骨学“四堂”的名气无人不晓。唐兰先生对四堂的评价是：殷墟卜辞研究“自雪堂（罗振玉）导夫先路，观堂（王国维）继以考史，彦堂（董作宾）区其时代，鼎堂（郭沫若）发其辞例，固已极一时之盛”。这四堂基本上代表了1949年之前甲骨学研究的历程与成绩，他们的学术贡献及地位亦在伯仲之间，难以权衡出个高低轻重。但若从甲骨学学科理论与体系建设这一角度而论，董作宾先生出力尤多。如果没有他在科学发掘甲骨文与断代研究方面的卓越贡献，甲骨学这一崭新的学科或许不会如此迅速地从金石学古老的母体中脱胎出来。近读《甲骨学五十年》（以下简称《五十年》），此种感触尤深。
　　殷墟甲骨文发现于1899年，甲骨学可以说也是诞生于这一年。至1949年，这门学科恰恰走过50年。这50载中近半的时间，即1928至1949年，是彦堂先生亲身经历的，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十年发掘（1928至1937）、二十年研究（1928至1949）”。以他对甲骨学的参与之深与挚爱之切，《五十年》的著述势在必行。这本书先是以若干篇文章的形式陆续发表在台湾《大陆杂志》第1卷3、4、6、9、10期,第3卷9至11期（1950年8月至1951年12月），后与“甲骨文材料的总估计”（《大陆杂志》第6卷12期，1953年6月）合成一册单行本，由台湾艺文出版社于1955年7月出版。
　　《五十年》与胡厚宣先生的《五十年甲骨文发现的总结》一书写法相近，都是结合着作者本人学术活动的经历侃侃而谈，书里书外弥漫着一种“使君原是此中人”的意境。胡书着重介绍甲骨文的流传与搜求，董书意在检讨甲骨学的研究与进程；胡书长于讲述，董书偏向讨论，相得益彰。有人若想了解殷墟甲骨文发现与研究前50年的情况，这二书当列参考书目的榜首。治甲骨论著目录之学与学术史的学者，大都重视《五十年》这册精要的小书，宣传的文字已有不少，对书中最主要的贡献也有介绍，如彦堂先生对甲骨学50年发展与各阶段研究特点的总结、对甲骨文在殷墟地下“存储”、“埋藏”、“散佚”、“废弃”四种情况之推测、将甲骨文片数保守估计为10万片上下等等。但笔者觉得彦堂先生融十年发掘、二十年研究经验在此薄薄一帙之中，字里行间中隐微的卓识很多，很想再谈一点读后的浅见。
　　《五十年》对1949年前的甲骨学研究史总结得准确到位又富于己见。彦堂先生以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28年科学发掘殷墟为界，把50年的甲骨学研究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将前期的研究概括为“字句的考释”、“篇章的通读”，将后期的研究概况为“分期的研究”、“分派的研究”。我们知道，他所说的甲骨学前期即1899至1927年。在这段时间里，学者们是坐在书斋里进行研究的，所凭借的甲骨文材料是经小屯村民私掘后、假古董商之手而来。这种学问依然未脱金石学的老路，虽然在材料的收集刊布、文字考释、证经考史上取得了不少的成绩，但缺点在于所依据的商代后期数万片甲骨文基本上混沌一团，既来路不明，又时代不清，科学细致的研究工作无从提起，武丁以后的商史真相和细节仍如梦幻。而从1928年开始的后期研究，则是以科学发掘殷墟为象征，利用考古手段得来的第一手甲骨文材料（特别是通过科学考古手段获得的比较完整的龟版，这个下文还会说到）建立了甲骨断代体系，终于使甲骨学发展为一门近代意义上的、具有一整套术语、理论与严格规范的学科。因此，彦堂先生的前后期、四阶段的总结是切准了甲骨学50年的脉搏。不过，他的这个总结也很明显地具有史语所的特色，那就是“史料即史学”。从历史家的角度看，彦堂先生的总结是站在历史文献整理的立场上而发的，较难反映出一些论史之作如观堂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鼎堂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等名篇名著的地位来。虽然如此，彦堂先生的这个立场却很符合甲骨学发展初期和前期的现状。那时识字是最重要的工作、断代又刚从一片混沌中理出个头绪，一般学者要利用甲骨文为材料研究殷商史，在字句释读、甲骨分期方面未必有个人的治学心得。曲解文字、简单比附经籍、或将盘庚以后的商代后期273年混为一块作平面研究的弊病在所难免。彦堂先生觉得研究、通说、评论之类，“实在讲起来，其中荒唐乖谬的学说，占着多数，抄袭剽窃的文章，也不为少”，倒也是公允之论。由此看来，甲骨学前50年发展的主线，确在彦堂先生所概括的释读和分期这类基础性的研究工作上；而今天治甲骨学的学者则多把眼光投向史的研究、语法的分析等第二层次的工作。
　　《五十年》总结的功夫虽然精彩，但最值一读之处实在于彦堂先生对自己《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以下简称《研究例》）的补葺和反思。笔者见识孤陋，未见从前治甲骨学史、甲骨学论著目录学、甲骨文断代的学者言及此点，深以为憾，这里不怕蹈蜀犬吠日的后尘，向读者诸君鼓吹一下。在叙述之先，先撮要谈谈彦堂先生研究甲骨文断代的经过。
　　众所周知，彦堂先生一生的学术贡献，举其大端，以甲骨文断代最为显赫。屈万里先生评价彦堂的成绩：一是发现了“贞人”，二是将甲骨文分为五期，三是恢复了殷历。其中第一项“贞人”实为彦堂先生甲骨文断代的核心，亦可归入分期成绩之中。第三项即《殷历谱》的著作，对于这一点，李济先生的评价也很高，但这一本书虽然开创了系统研究殷历的先河，结论却未能得到学术界的一致认可，其在学术上的地位也较彦堂先生的甲骨文断代研究略逊一畴。
　　彦堂先生的甲骨文断代研究在1928年第一次试掘殷墟甲骨文时就已酝酿。当时在洹水南岸、村北、村中开了三个坑，所得甲骨文字各不相同，他便联想可能是时代不同所致，但到底如何断代却无法着手。到1929年第三次殷墟发掘期间，于12月12日，在村北大连坑南段的一个长方坑内发现了著名的“大龟四版”。这是四块比较完整的刻有卜辞的龟腹甲。四版之四上全是卜旬的记录，从第一年的十月癸酉至第二年五月癸亥连续9个月（包括第一年末置闰的十三月）共存21条卜辞，辞例为“干支卜，某贞：旬无祸？”卜下贞上的“某”计有争、宾、率、 、 、 等6个不同的字，共出现19例。彦堂先生敏锐地意识到卜下贞上的字决非前人所说的地名、官名或卜问的事类，乃是人名，具体说就是史官的名字，并命之曰“贞人”。他想在同一版上连续9个月轮流卜旬的贞人必定同时生存着，根据与贞人有关的先王称谓等标准就可确定他们活动的时代。解决甲骨文断代难题的钥匙就这样通过考古发掘出来的完整龟版找到了。彦堂先生受了这个发现的激励，遂翻检从前著录及科学发掘的甲骨文材料，将见于同版的贞人搜集在一起作为“贞人集团”，再按照称谓等项标准，定出它们的先后时代。研究的结果写成1933年发表的《研究例》这一揭开甲骨学研究新篇章的名著。在《研究例》中，彦堂先生提出“世系”、“称谓”、“贞人”、“坑位”、“方国”、“人物”、“事类”、“文法”、“字形”、“书体”等甲骨文断代的十项标准，并将甲骨文划分为五期：盘庚、小辛、小乙、武丁为第一期，祖庚、祖甲为第二期，廪辛、康丁为第三期，武乙、文武丁为第四期，帝乙、帝辛为第五期。这个成就真是前所未有，后无来者。彦堂先生谈及断代工作时非堂强调自己的方法与考古发掘工作有关，他说从前私人发掘甲骨文常把完整的甲、骨弄碎，特别是龟版，几乎连一个全的也没有，根据这样的材料是无法发现贞人的。所以，是近代科学研究的方法促成了彦堂先生的成就，促成了甲骨学从金石学之蛹内的向外蜕变。


　　彦堂先生的五期说使后学受惠颇深。一方面不少学者至今奉此说为圭臬，作为治学的前提和准绳；另一方面勇于在甲骨文断代研究上进取的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