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捺钵”是契丹语的译音，本义为行宫、行营、行帐。宋庞元英《文昌杂录》卷六云：“北人谓住坐处曰捺钵，四时皆然，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如春捺钵之类是也。不晓其义。近者彼国中书舍人王师儒来修祭奠，余充接伴使，因以问师儒，答云：‘是契丹家语，犹言行在也。’”李心传也如此解释道：“剌钵者，契丹语所在之意也。”[1]在辽金元文献中，捺钵一词的异译有“剌钵”、“纳跋”、“纳钵”、“纳宝”等写法。不过在金代文献中捺钵一词并不常见，更多的情况下是径称为“行宫”。[2]
　　自辽代以来，“捺钵”一词由行宫、行营、行帐的本义被引申来指称帝王的四季渔猎活动，即所谓的“春水秋山，冬夏捺钵”，合称“四时捺钵”。辽朝的四时捺钵是国家带来了一些不利影响，其中的受害者主要是广大的汉族人民。
　　春水秋山的扈从队伍极为庞大，动辄数以万计，所须之物例皆取之民间，而且沿途百姓还须负担沉重的力役，虽屡有免除被役百姓赋役的诏令，却也无济于事。大定二十二年（1182年）三月，“谕户部：今岁行幸山后，所须并不得取之民间，虽所用人夫，并以官钱和雇，违者杖八十，罢职”。[158]但这样的规定并不具有普遍性。春水秋山，扈从扰民，也是一个司空见惯的现象，元好问谓章宗泰和间秋山，“车驾所经，居民为近侍所扰，无所于诉”，[159]冯延登有“田翁太息论三害，猎骑俄惊见一斑”的诗句，[160]都反映了这方面的问题。春水秋山的庞大扈从队伍，所至之处，粮食供应往往发生危机，明昌四年（1193年）朝廷臣僚谏幸金莲川曰：“西、北二京，临潢诸路，比岁不登。加以民有养马、签军、挑壕之役，财力大困，流移未复，米价甚贵，若扈从至彼，又必增价。日籴升合者口以万数，旧籍北京等路商贩给之，倘以物贵，或不时至，则饥饿之徒将复有如曩岁，杀太尉马、毁太府瓜果、出忿怨言、起而为乱者矣。”[161]这段话透露了这样一个消息：大概在章宗明昌初年，春水秋山的扈从队伍曾因粮食供应短缺而发生过骚乱。另外还有记载表明，在冬猎的时候曾不止一次发生过冻死人的事情。章宗明昌间，“车驾东狩，是岁大寒，人有冻死者”；[162]又承安三年（1198年）冬猎，“猎于酸枣林，大风寒，罢猎，冻死者五百馀人”。[163]一次冬猎竟冻死五百馀人，显然不是一桩无关紧要的小事。
　　春水秋山、秋冬围猎所引起的更严重的后果，是女真人与汉人的土地争端。自世宗大定初年起，为了解决女真人的贫困化问题，金朝屡次进行大规模的括地运动，即括取汉人耕种的良田分配给猛安谋克户。因此女真人与汉人的土地争端就成为金代中后期民族矛盾的焦点问题，春水秋山、秋冬围猎对土地的大量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这一矛盾。　　《金史》中屡见“禁侵耕围场地”的诏令，正是由围猎活动而引起土地争端的明确迹象。大定间，右谏议大夫移剌子敬“言山后禁猎地太广，有妨百姓耕垦”。[164]山后专供秋山围猎使用的猎地不只是禁止百姓捕猎，也不允许百姓耕种。从中都前往各地春水秋山的沿途地区，还要辟出专用牧地，以供来回途中牧放马群。大定十一年（1171年），世宗对宰执说：“往岁清暑山西，近路禾稼甚广，殆无畜牧之地，因命五里外乃得耕垦。”[165]大定二十年（1180年）夏，世宗赴金莲川驻夏，“谕有司曰：‘白石门至野狐岭，其间淀濼多为民耕植者，而官民杂畜往来无牧放之所，可差官括元荒地及冒佃之数。’”[166]相对于金代帝王的春水秋山来说，广大女真百姓的围猎活动对土地的侵蚀也许是一个更大的问题。《金史》卷六六《完颜齐传》曰：“先是，复州合厮罕关地方七百馀里，因围猎，禁民樵捕。齐言其地肥衍，令赋民开种则公私有益。上然之，为弛禁。即牧民以居，田收甚利，因名其地曰合厮罕猛安。”复州在辽东半岛，自唐以来就已是农业区域，而这里居然有多达七百馀里的耕地被划为女真人的围场。从上述引文可以看出，在大定间弛禁以前，这里不仅仅是“禁民樵捕”而已，大概也是不许百姓耕种的。这条史料所提供的信息表明女真人的围场对土地的侵蚀可能是相当严重的。
　　与契丹的四时捺钵相比较，金朝的捺钵在制度化和规范性方面不如辽朝，这主要是因为女真人和契丹人生活方式不同。辽代的契丹人大多仍保持着传统的游牧生活方式，他们一年四季必须适时地更换畜牧地，辽朝皇帝的四时捺钵就是这种生活方式的一个标本。与生活在西拉木伦河流域草原地带的契丹人不同，女真人在建国之前主要从事于狩猎和农耕，而金朝建立后，女真族基本已进入农业社会，金代的捺钵只是女真人传统渔猎生活方式的象征性保留。因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金朝捺钵的季节性不像辽朝那么分明，时间规定不像辽朝那么严格。当然，金朝捺钵制度对辽朝的摹仿和因袭也是有目共睹的，其中春水驻夏尤为明显，而秋冬围猎则更多地表现出女真人传统生活方式的一面。

[1]《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三三，绍兴九年末。
[2]《金史》中“捺钵”一词仅三见，而“行宫”一词凡二十四见。
[3]池内  宏：《辽代春水考》，《东洋学报》6卷2号，1919年；收入《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