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指出将《春秋》当作史学著作的始作俑者是西晋古文经学者杜预，认为学者经、史不分的看法是错误的。
皮锡瑞引宋人刘敞语曰：“故《春秋》一也，鲁人记之则为史，仲尼修之则为经。经出于史，而史非经也，史可以为经，而经非史也。”[2]（第77页）他说：“经、史体例所以异者，史是据事直书，不立褒贬，是非自见；经是必借褒贬是非，以定制立法，为百王不易之常经。”[2]（第2页）既然经史体例不同，《春秋》是政治学著作而非史学著作，那么为什么许多学者都视《春秋》为史学著作呢？皮锡瑞认为这是受西晋古文经学者杜预“经承旧史”说的错误影响所致。杜预《春秋左传序》云：“（《春秋》）发凡以言例，皆经国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仲尼从而修之，以成一经之通体。其微显阐幽、裁成义类者 ,皆据旧例而发义 ,指行事以正褒贬。”“经承旧史”说认为《春秋》继承了鲁史“旧章”和周公“垂法”，无所谓夫子的微言大义，因而属于一般意义上的史学著作。[1]皮锡瑞就此批评道：
此杜预自谓创获，苟异先儒，而实大谬不然者也。自孟子至两汉诸儒，皆云孔子作《春秋》，无搀入周公者，及杜预之说出，乃有周公之《春秋》，有孔子之《春秋》。……若如杜预“经承旧史”、“史承赴告”之说，止是抄录一过，并无褒贬义例，则略识文字之抄胥，皆能为之，何必孔子？……与其信杜预之说，夺孔子制作之功以归周公，曷若信孟子之言，尊孔子制作之功以上继周公乎？[2]（第3—4页）
“经承旧史”说抛开孟子、司马迁等人旧说，以《春秋》为史学著作，乃是汉魏以后古文经学盛行的产物。孟子为战国宿儒，当时尚无所谓今古文之争，又以其去古不远，其说必有所据；太史公之时，今古文经学之争未炽，其说较为公允近实，岂容轻易否认？然而，“自《左氏》孤行，杜预谬解，人之视《春秋》者，莫不如是，专信《左氏》家‘经承旧史’之说”。[2]（第70页）此类错误甚至历代贤智如刘知几、王安石、欧阳修者亦莫能外，皮锡瑞批评道：“说《春秋》者，唐刘知几为最谬。”[2](第62页)他说：“乃后之读经者，既不知圣人所作是经，而误以史法绳之，于是经义乱，如刘知几《惑经》、《申左》之类。后之修史者，又不知非圣人不能作经，而误以史书拟之，于是史法亦乱，如沈既济之类。”[2]（第77—78页）又说：“至于‘断烂朝报’，则非特宋人有是言，自《左氏》孤行，杜预谬解，人之视《春秋》者莫不如是，专信《左氏》家‘经承旧史’之说。”[2]（第70页）王安石以《春秋》为史，讥之为断烂朝报，事见《宋史》卷327：“（王安石）黜《春秋》之书，不使列于学官，至戏目为断烂朝报。”至于欧阳修效仿《春秋》大义，纂修《新唐书》、《新五代史》，更是史学史上的败笔，皮氏引清儒王鸣盛语曰：“欧公手笔诚高，学《春秋》却正是一病。……大抵作史者宜直叙其事，不必弄文法，寓与夺；读史者宜详考其事实，不必凭意见，发议论。宋人略通文义，便想著作传世，一涉史事，便欲法圣人笔削，此一时风气。王氏此说，切中作史者妄拟《春秋》之弊，皆由不知《春秋》是经不是史，经非可僭拟者也。”[2]（第78—79页）
总之，皮锡瑞认为，经史不分的观点既不符合史实，而且有害于学术本身。他说：“《春秋》是经，《左氏》是史 ，后人不知经、史之分，以《左氏》之说为《春秋》，而《春秋》之旨晦，又以杜预之说诬《左氏》，而《春秋》之旨愈晦。”[2]（第2页）所以，“治《春秋》者皆当知此义：分别《春秋》是经，《左氏》是传，离之双美，合之两伤。”[2]（第50页）
二、“《春秋》非史”说在近代学术史上的影响及价值
“《春秋》非史”说在学术史上的影响及价值与皮氏学术的命运紧密相关。如上文所述，皮锡瑞是晚清今文经学家，又是当时的一位政治家，这种学术出身和政治立场难免对他的学术活动有所影响，但总的来说，这种影响并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么大。周予同先生就曾指出：“他的著作内容，虽没有很伟大的创见，如同时几位著名的经今文学大师；但学术门径很清楚，善于整理旧说；所以如《经学历史》、《五经通论》等书，对于初学者，真可称为‘循循善诱’。”[9]（第100页）“《春秋》非史”说正是皮氏“整理旧说”的一项具体成果。皮锡瑞治学的门户之见不强，与同时代其他学者相比，这是他的胜人之处。正如周先生所云：“皮氏治经，宗今文，但持论平允，没有康有为那样的武断，也没有廖平那样的怪诞。”[9]（第98—100页）皮锡瑞的学术兼采古今，“《春秋》非史”说无疑是他“持论平允”的一个例子。
但在门户森严的近代学术史上，“持论平允”乃是学者大忌，当时的古文经学家章炳麟便批评说：“（皮锡瑞）及为《春秋讲义》，又不能守今文师说，糅杂《三传》；施之评论，上非讲疏，下殊语录，盖牧竖所不道。”[9]（第100页）皮锡瑞的确主张会通《三传》，语见《春秋通论》：“《春秋》有大义，有微言。大义在诛乱臣贼子，微言在为后王立法，惟《公羊》兼传大义微言，《谷梁》不传微言，但传大义，《左氏》并不传义，特以记事详赡，有可以证《春秋》之义者。故《三传》并行不废，特为斟酌分别，学者可审所择从矣！”[2]（第19页）
古人治经最讲严门户，守家法，否则便难逃“数典忘祖”之讥，“持论平允”的治学风格正好注定了皮氏学术的悲剧命运。梁启超、钱穆二先生在各自所著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曾不惜笔墨记述康有为、廖平，却对皮锡瑞的学术成就未置一辞，马宗霍《中国经学史》谈到皮氏时也只用寥寥几十字一笔带过。以致周予同先生在为皮氏《经学历史》写序言时竟有“文献不足”的慨叹：“我很惭愧，我所得于皮氏的生平，仅仅简略如此。他的生平，他的师友，他的学术的传授，我竟无法查考。我曾辗转地询问几位湖南的学者，但不是没有回音,就是以‘不知’答。”[9]（第101页）
在这种偏见的左右下，“《春秋》非史”说之不为学者所重，也就不足为奇了。尽管如此，从近代学术史的角度来看，“《春秋》非史”说的重要学术价值却是不容抹煞的。
首先、皮锡瑞的“《春秋》非史”说正确阐明了《春秋》一书的性质，批判性地总结了经学史上的一个重要公案。明人郝敬说：“《春秋》一书，千古不决之疑案也。非《春秋》可疑，世儒疑之也。”[10]此说堪称精当。《春秋》性质之争因经今古文之争而起，千余年来聚讼不已，原因在于学者惮虑于门户和政治因素，难以做到客观公允。皮氏学宗今文，但能兼采《三传》，不走极端。在近代学者众口一词以《春秋》为史学著作的大氛围中，皮氏的见解就显得更是难能可贵，“《春秋》非史”说虽未能显赫一时，却是最具有生命力的，这是它在经学史上的价值。
其次、“《春秋》非史”说对于那些有强烈政治情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