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的开放性与全球性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11
内容提要:全球化时代呼唤着一种与之相适应的文化理论。方兴未艾的文化研究具有这种广阔的理论视野。目前,文化研究在全球范围内,特别是在英语世界已形成一股研究热潮。本文着重介绍文化研究的源流及其学科特点,即开放性与全球性。
关键词:文化研究 开放性
全球性20世纪西方文学与文化理论新潮迭起,流派纷呈。肇端于英美理论界的文化研究(CulturalStudies)即是20世纪后期多元共生时代的产物。文化研究与西方文学与文化诸理论的产生和发展有着“共时”联系,作为一种理论话语,文化研究近年来已引起全球性的普遍关注。文化研究虽产生英美理论界,然而,影响已超出了英语世界。一般认为,文化研究是跨学科或多学科的文化理论,它一开始就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独立学科,它既在现有学科之中,但并非受制于某一学科或理论,学科界限也不确定。它本身没有一个界定明确的方法论,也不局限于具体的或界限清晰的研究领域.
文化研究借鉴了诸多人文与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如语言学、哲学、人类学、心理学、政治学和文艺批评等。文化研究的对象也十分宽广,如:以东西方不断变化的历史和文化关系为背景的“东方学”及西方殖民主义批判;以爱德华·萨义德(EdwardSaid)、霍米·巴巴(HomiBhaa)和盖娅特里·斯匹瓦克(GayatriSpivak)等人为代表的后殖民主义理论;以女性主义批评为主的性别研究,主要涉及女性批评话语的构建、性别诗学研究以及怪异理论;文化工业、消费文化以及影视传媒生产和消费的研究;文化全球化理论及其反拨等等。文化研究的特点是,注重讨论各种文化实践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即文化现象和文化实践中的权力运作对文化实践的影响与干涉作用。文化研究并非只是纯粹的、具体文化类别的理论探讨,它与社会关系、政治制度有密切的联系,其使命就是分析在具体的社会关系和环境中文化是如何表现自身和受制于社会与政治制度的。文化研究致力于对当代社会文化的“道德评价”或批判,直至诉诸激进政治行动的努力。文化研究远非一门缺乏价值评判的或学究气十足的理论,恰恰相反,它旨在促使社会和文化的重建和批判性的政治介入。从这个意义上讲,它力求探寻和改变权力构成和实施,在工业化资本主义社会,其表现更加突出。文化研究在试图重新认识和纠正“文化资本”不均分布的同时,也重视关于本土文化和世界文化的价值认同,质疑“共同拥有的文化身份”。总之,文化研究具有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性,其“文化”既是理论研究的对象,同时也是进行政治批评和改造的场所。文化研究的前身可追溯到50至60年代初以英国左翼批评家理查·霍加特(1918-)和雷蒙德·威廉斯(1921-1988)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和文化理论。霍加特和威廉斯于1957和1958年分别写下了《有文化的用处》(TheUsesofLiteracy)和《文化与社会:17801950》(CultureandSociety:1780-1950)等奠基性论著,他们以英国式的严谨态度和理论素养,注重文本分析和基本理论建设。特别是资深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威廉斯关于“文化唯物主义”(CulturalMaterialism)以及文化的“残存性”(residual)、“统治性”(dominant)和“新兴性”(emergent)三方面的经典划分,对后来的文化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具有工人阶级背景的文化理论家,他们共同关注当时英国战后的重建,认为工人大众获得受教育机会和“文化资本”重组分配具有重要意义,他们共同致力于大众和工人阶级的“平民文化”(commonculture)的建设,批判资产阶级和上层社会的所谓“高雅文化”(elitistculture)及其文化霸权,并以捍卫本国文化特别是工人阶级文化,反对美国通俗文化渗透和蔓延为已任。霍加特对工人阶级文化和社区生活的研究,威廉斯对传播媒体的关注和理论探讨,以及他们共同为具有学术规范的文化研究所做出的贡献对后来的大众传媒与文化研究奠定了基础。值得一提的是,霍加特于1964年在其任职的伯明翰大学创建了“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由此具有学科色彩的文化研究正式开始。该“中心”早期学术领域涉及历史、哲学、社会学和文化批评。1968年,随着“伯明翰学派”代表人物的变更,其研究重心逐渐发生位移,其社会学倾向越来越明显,并开始重视文化视野中那些所谓“不登大雅之堂”和受排斥的通俗文化和亚文化。这期间,“中心”的批评家和学者借鉴了欧洲大陆的新理论和方法,并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理论——特别是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新解、拉康“后精神分析”、葛兰西“霸权”理论、福柯的“话语与权力”——中吸取营养。早期文化理论批评家在理论上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其研究成果在英语世界和欧洲大陆产生了巨大影响,“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也因此成为文化研究的摇篮。80年代,文化研究开始影响美国,其发展呈多方位和跨学科相互渗透的趋势,研究者力图它建设成有充分自律的学科门类。“多元文化主义”是其中的代表性的理论表述。研究者把理论触角和研究兴趣拓展到社会性别、种族、阶级、性文化等方面。例如,1990年在美国召开的以文化研究为主题的国际研讨会上,与会者对文化研究的学术地位、特征、目的、范畴和方法进行了辩论和论证,并对文化研究的主要课题作了归纳:1.文化研究的历史,2.社会性别和性,3.民族性与民族特征,4.殖民主义与后殖民主义,5.种族与少数民族,6.大众文化及其对象,7.自我认同政治,8.教学法,9.美学的政治性,10.文化与文化体制,11.民族志与文化研究,12.学科政治,13.话语和文本,14.科学、文化和生态系统,15.重审历史,16.后现代的全球文化。上述归纳远非文化研究的全景图,但可见出,文化研究是一种具有“复数意义”的学术领域。多元化理论系统和多样化学科目标反映出不同的理论出发点,也决定不同的研究方向和重点2。
文化研究首先是在英美崛起并风靡全球的。在前殖民地国家如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文化研究既有英美传统的影响,又带有明显的本国特色。由于人口、地缘和语言等因素的影响,加拿大文化研究注重反映本国的文化历史经历(Canadianexperience),关注的领域涉及加拿大国民性(CanadianNationality)、多重文化身份、认同政治、国籍和抵御来自美国的文化侵略。与加拿大情形相似,澳大利亚的文化研究把研究重点放在本国问题上,突出其民族性(thenationalcharacter),而民族构成话语在澳大利亚则溶入多元化和跨学科的澳洲研究(AustralianStudies)。加、澳两国文化研究受到来自英国和美国的影响,把文化研究和大众传播紧密相结合,并在大学开设相关课程。在欧洲大陆,法国的文化研究引人注目。由于历史的原因,围绕着文化知识(如语言的操用)和民族文化认同存在着不同的声音。国民性、移民文化、社会性别、人文地理、种族阶级都是法国文化研究的主要成分。法国文化批评大师皮埃尔·布厄丢(PierreBourdieu)对文化理论特别是消费文化和社会群体的文化身份方面做出的理论贡献影响深远。在南亚地区,文化研究理论家从政治、文化、历史等不同角度深入探讨“殖民时期之‘后’宗主国与原殖民地之间的话语权力关系”,以及有关种族主义、文化帝国主义等问题;“贱民研究”(SubalternStudies)探讨第三世界,特别是前殖民地国家如何撰写“自身的历史”。在印度新德里大学出版的《属下文化研究:南亚历史与社会》（ubalternStudies:WritingsonSouthAsianHistoryandSociety)是具有相当影响力的文化理论刊物。在新加坡、香港等地,文化研究也呈勃发之势,学术氛围日益浓厚。文化研究从其发源地英国影响到欧洲,越过大西洋到达北美,继而播撒亚洲各国,其传播速度之快和影响范围之广可谓蔚为壮观。其中最大的推动力不仅来自文化研究自身,文化研究发展的时代特征也不容忽视。换句话说,文化研究试图回答的问题恰是世界各国文化建设与发展所面临的问题,这些问题既有理论价值也有实践价值,并具有超越国界的共性。这些特点与我们所处时代的开放性、多元性和全球性是高度契合的。不容否认,以“信息高速公路”为代表的新的传播媒介对文化全球化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由于它向全球的延伸与渗透,文化的传播和跨文化的交流已不存在地理与时空的障碍。尽管目前对文化全球化存在各种争论,但一种共识业已形成,即现代大众传播大大推动了全球不同文化的碰撞与交流,使全球不同文化相互吸收、相互融合而趋于一体化,也使世界不同文化的相互对抗更加持久,相互冲突更加激烈,从而又使世界文化呈现多元化、多样化的发展趋势。需要引起警觉的是,全球化进程中西方的文化霸权正在影响和宰制东方文化,西方文明和发展模式如国家政体、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对世界产生很大影响,并“试图成为所有的人认识和把握这个世界的出发点”。9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有关理论表述已提供了佐证:如美国日裔学者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正当红的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领袖人物哈贝马斯鼓吹的“人权高于主权”的新干涉主义等等3。文化研究的主旨告诉我们,不同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交锋必然反映到文化的各个层面。但是,代表霸权一方的文化观念对大众的控制是不完全的,即所谓哪里有控制,那里就有反控制,文化的全球化与本土化(culturalglobalizationvslocalization),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合中有分(glocalization)充分表明了这一点4。文化研究的开放性、灵活性和全球性为其自身的发展和传播提供了方法、策略和场所,而多学科和多视角研究参与其中,又使文化研究获得了朝气和活力。文化研究作为一种综合理论有别于其它单一的理论诉求,它不仅仅给我们提供文化批评的武器,而且提供阐释分析文化生产和文化制度的新视角和新方法。1 约翰·斯托里编:《文化理论与大众文化读本》(CulturalTheoryandPopularCulture-AReader),“导言:大众文化与文化研究”,x-xvii,伦敦:PrenticeHall出版社1998年版。2 余宁平:《女性主义政治与美国文化研究》,鲍晓兰主编:《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介》,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55-57页。3 盛宁:《世纪末·“全球化”·文化操守》,《外国文学评论》2000年第1期。4 参见俞可平:《全球化的二律背反》、王治河:《论后现论的全球意识》、何萍:《全化与中国的改革开放》等,均载俞可平、黄卫平主编:《全球化的悖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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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化研究 开放性
全球性20世纪西方文学与文化理论新潮迭起,流派纷呈。肇端于英美理论界的文化研究(CulturalStudies)即是20世纪后期多元共生时代的产物。文化研究与西方文学与文化诸理论的产生和发展有着“共时”联系,作为一种理论话语,文化研究近年来已引起全球性的普遍关注。文化研究虽产生英美理论界,然而,影响已超出了英语世界。一般认为,文化研究是跨学科或多学科的文化理论,它一开始就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独立学科,它既在现有学科之中,但并非受制于某一学科或理论,学科界限也不确定。它本身没有一个界定明确的方法论,也不局限于具体的或界限清晰的研究领域.
文化研究借鉴了诸多人文与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如语言学、哲学、人类学、心理学、政治学和文艺批评等。文化研究的对象也十分宽广,如:以东西方不断变化的历史和文化关系为背景的“东方学”及西方殖民主义批判;以爱德华·萨义德(EdwardSaid)、霍米·巴巴(HomiBhaa)和盖娅特里·斯匹瓦克(GayatriSpivak)等人为代表的后殖民主义理论;以女性主义批评为主的性别研究,主要涉及女性批评话语的构建、性别诗学研究以及怪异理论;文化工业、消费文化以及影视传媒生产和消费的研究;文化全球化理论及其反拨等等。文化研究的特点是,注重讨论各种文化实践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即文化现象和文化实践中的权力运作对文化实践的影响与干涉作用。文化研究并非只是纯粹的、具体文化类别的理论探讨,它与社会关系、政治制度有密切的联系,其使命就是分析在具体的社会关系和环境中文化是如何表现自身和受制于社会与政治制度的。文化研究致力于对当代社会文化的“道德评价”或批判,直至诉诸激进政治行动的努力。文化研究远非一门缺乏价值评判的或学究气十足的理论,恰恰相反,它旨在促使社会和文化的重建和批判性的政治介入。从这个意义上讲,它力求探寻和改变权力构成和实施,在工业化资本主义社会,其表现更加突出。文化研究在试图重新认识和纠正“文化资本”不均分布的同时,也重视关于本土文化和世界文化的价值认同,质疑“共同拥有的文化身份”。总之,文化研究具有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性,其“文化”既是理论研究的对象,同时也是进行政治批评和改造的场所。文化研究的前身可追溯到50至60年代初以英国左翼批评家理查·霍加特(1918-)和雷蒙德·威廉斯(1921-1988)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和文化理论。霍加特和威廉斯于1957和1958年分别写下了《有文化的用处》(TheUsesofLiteracy)和《文化与社会:17801950》(CultureandSociety:1780-1950)等奠基性论著,他们以英国式的严谨态度和理论素养,注重文本分析和基本理论建设。特别是资深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威廉斯关于“文化唯物主义”(CulturalMaterialism)以及文化的“残存性”(residual)、“统治性”(dominant)和“新兴性”(emergent)三方面的经典划分,对后来的文化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具有工人阶级背景的文化理论家,他们共同关注当时英国战后的重建,认为工人大众获得受教育机会和“文化资本”重组分配具有重要意义,他们共同致力于大众和工人阶级的“平民文化”(commonculture)的建设,批判资产阶级和上层社会的所谓“高雅文化”(elitistculture)及其文化霸权,并以捍卫本国文化特别是工人阶级文化,反对美国通俗文化渗透和蔓延为已任。霍加特对工人阶级文化和社区生活的研究,威廉斯对传播媒体的关注和理论探讨,以及他们共同为具有学术规范的文化研究所做出的贡献对后来的大众传媒与文化研究奠定了基础。值得一提的是,霍加特于1964年在其任职的伯明翰大学创建了“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由此具有学科色彩的文化研究正式开始。该“中心”早期学术领域涉及历史、哲学、社会学和文化批评。1968年,随着“伯明翰学派”代表人物的变更,其研究重心逐渐发生位移,其社会学倾向越来越明显,并开始重视文化视野中那些所谓“不登大雅之堂”和受排斥的通俗文化和亚文化。这期间,“中心”的批评家和学者借鉴了欧洲大陆的新理论和方法,并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理论——特别是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新解、拉康“后精神分析”、葛兰西“霸权”理论、福柯的“话语与权力”——中吸取营养。早期文化理论批评家在理论上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其研究成果在英语世界和欧洲大陆产生了巨大影响,“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也因此成为文化研究的摇篮。80年代,文化研究开始影响美国,其发展呈多方位和跨学科相互渗透的趋势,研究者力图它建设成有充分自律的学科门类。“多元文化主义”是其中的代表性的理论表述。研究者把理论触角和研究兴趣拓展到社会性别、种族、阶级、性文化等方面。例如,1990年在美国召开的以文化研究为主题的国际研讨会上,与会者对文化研究的学术地位、特征、目的、范畴和方法进行了辩论和论证,并对文化研究的主要课题作了归纳:1.文化研究的历史,2.社会性别和性,3.民族性与民族特征,4.殖民主义与后殖民主义,5.种族与少数民族,6.大众文化及其对象,7.自我认同政治,8.教学法,9.美学的政治性,10.文化与文化体制,11.民族志与文化研究,12.学科政治,13.话语和文本,14.科学、文化和生态系统,15.重审历史,16.后现代的全球文化。上述归纳远非文化研究的全景图,但可见出,文化研究是一种具有“复数意义”的学术领域。多元化理论系统和多样化学科目标反映出不同的理论出发点,也决定不同的研究方向和重点2。
文化研究首先是在英美崛起并风靡全球的。在前殖民地国家如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文化研究既有英美传统的影响,又带有明显的本国特色。由于人口、地缘和语言等因素的影响,加拿大文化研究注重反映本国的文化历史经历(Canadianexperience),关注的领域涉及加拿大国民性(CanadianNationality)、多重文化身份、认同政治、国籍和抵御来自美国的文化侵略。与加拿大情形相似,澳大利亚的文化研究把研究重点放在本国问题上,突出其民族性(thenationalcharacter),而民族构成话语在澳大利亚则溶入多元化和跨学科的澳洲研究(AustralianStudies)。加、澳两国文化研究受到来自英国和美国的影响,把文化研究和大众传播紧密相结合,并在大学开设相关课程。在欧洲大陆,法国的文化研究引人注目。由于历史的原因,围绕着文化知识(如语言的操用)和民族文化认同存在着不同的声音。国民性、移民文化、社会性别、人文地理、种族阶级都是法国文化研究的主要成分。法国文化批评大师皮埃尔·布厄丢(PierreBourdieu)对文化理论特别是消费文化和社会群体的文化身份方面做出的理论贡献影响深远。在南亚地区,文化研究理论家从政治、文化、历史等不同角度深入探讨“殖民时期之‘后’宗主国与原殖民地之间的话语权力关系”,以及有关种族主义、文化帝国主义等问题;“贱民研究”(SubalternStudies)探讨第三世界,特别是前殖民地国家如何撰写“自身的历史”。在印度新德里大学出版的《属下文化研究:南亚历史与社会》（ubalternStudies:WritingsonSouthAsianHistoryandSociety)是具有相当影响力的文化理论刊物。在新加坡、香港等地,文化研究也呈勃发之势,学术氛围日益浓厚。文化研究从其发源地英国影响到欧洲,越过大西洋到达北美,继而播撒亚洲各国,其传播速度之快和影响范围之广可谓蔚为壮观。其中最大的推动力不仅来自文化研究自身,文化研究发展的时代特征也不容忽视。换句话说,文化研究试图回答的问题恰是世界各国文化建设与发展所面临的问题,这些问题既有理论价值也有实践价值,并具有超越国界的共性。这些特点与我们所处时代的开放性、多元性和全球性是高度契合的。不容否认,以“信息高速公路”为代表的新的传播媒介对文化全球化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由于它向全球的延伸与渗透,文化的传播和跨文化的交流已不存在地理与时空的障碍。尽管目前对文化全球化存在各种争论,但一种共识业已形成,即现代大众传播大大推动了全球不同文化的碰撞与交流,使全球不同文化相互吸收、相互融合而趋于一体化,也使世界不同文化的相互对抗更加持久,相互冲突更加激烈,从而又使世界文化呈现多元化、多样化的发展趋势。需要引起警觉的是,全球化进程中西方的文化霸权正在影响和宰制东方文化,西方文明和发展模式如国家政体、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对世界产生很大影响,并“试图成为所有的人认识和把握这个世界的出发点”。9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有关理论表述已提供了佐证:如美国日裔学者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正当红的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领袖人物哈贝马斯鼓吹的“人权高于主权”的新干涉主义等等3。文化研究的主旨告诉我们,不同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交锋必然反映到文化的各个层面。但是,代表霸权一方的文化观念对大众的控制是不完全的,即所谓哪里有控制,那里就有反控制,文化的全球化与本土化(culturalglobalizationvslocalization),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合中有分(glocalization)充分表明了这一点4。文化研究的开放性、灵活性和全球性为其自身的发展和传播提供了方法、策略和场所,而多学科和多视角研究参与其中,又使文化研究获得了朝气和活力。文化研究作为一种综合理论有别于其它单一的理论诉求,它不仅仅给我们提供文化批评的武器,而且提供阐释分析文化生产和文化制度的新视角和新方法。1 约翰·斯托里编:《文化理论与大众文化读本》(CulturalTheoryandPopularCulture-AReader),“导言:大众文化与文化研究”,x-xvii,伦敦:PrenticeHall出版社1998年版。2 余宁平:《女性主义政治与美国文化研究》,鲍晓兰主编:《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介》,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55-57页。3 盛宁:《世纪末·“全球化”·文化操守》,《外国文学评论》2000年第1期。4 参见俞可平:《全球化的二律背反》、王治河:《论后现论的全球意识》、何萍:《全化与中国的改革开放》等,均载俞可平、黄卫平主编:《全球化的悖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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